最近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提出，中国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今马骏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就是杠杆率上升的非常快，要求货币政策开始调整。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25个百分点，是2009年以来升幅最高的一次。杠杆率大幅上升，自然会导致未来的金融风险。此外，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去年中国几个主要的股市指数都大幅上升，接近30%，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另外，最近上海、深圳等地房价涨得不少，这些都与流动性和杠杆率的变化有关。未来这种情况是否会加剧，取决于今年货币政策要不要进行适度的转向，如果不转向，这些问题肯定会继续，会导致中长期更大的经济、金融风险。
悖论的另外一个方面即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目前中国通胀不高，CPI今年看上去会更好看，因为去年猪肉基数效应。PPI会往上涨，但不会涨的太多，也没有要求一定要转得太快。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强烈要求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或者要求转得非常慢，认为转得太快会认为导致项目停工、烂尾、坏账等问题。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这个意思是宏观杠杆率不要再升了，但政策也不能急转弯。
但是，M2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何跟名义GDP相匹配？“匹配”是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里面的，但是有很大的诠释空间。 一种是把今年的名义GDP增速理解为包括了基数效应的名义GDP增速。实际GDP增速大概是8.5%左右，加上两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名义GDP增速就是10.5%左右。 第二种解释，是把一次性的基数效应给剔除， 这样今年的名义GDP增速就变成7.5%。 马骏的观点是在中间取一个数，比如将其控制在9%左右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
有几个理由。第一，今年的企业盈利状况会有很大好转。很多上市公司预测到今年有20%以上的盈利增长。由于盈利变好，一些企业是有望通过盈利来进行再投资的，因此可以相对减少对债权融资的依赖，从而可以略微降低杠杆率，对货币扩张的压力因此会有所下降。
第二，货币条件要适应广义财政赤字的调整。去年中国的广义财政赤字（包括一般预算赤字、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估计是8.3%的GDP，马骏认为未来两三年内广义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应该逐步回归新冠危机前的水平（如2019年的水平）。广义财政赤字的下降，政府发债没有那么多了，自然会减少对货币政策扩张的压力。
第三，是基数效应问题。去年中国实体经济上半年的基数很低，使得今年GDP的增长速度上半年会很高。但是从M2的角度而言，正好反过来，因为去年上半年货币扩张很快，今年会有一个基数的假象，让大家觉得今年上半年的M2增长同比的速度比较低。
马骏表示，应放松对外汇流出的一些具体管控措施。人民币从去年年中开始已经升值将近10%了。如果再升值5%以上，就可能出口部门产生较为明显的压力。
让人民银行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调节汇率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与以供求为基础决定汇率的市场化原则是相悖的。马骏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积极考虑对适当放松对外汇流出的一些具体管控措施，让一些外汇流出境外，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利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机遇为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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