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疫情后亚洲经济建设发展政策建议

在一些亚太国家，疫情的痛苦记忆正在慢慢淡去，而在其他一些国家，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正在肆虐。整体经济正在复苏，但地区平均数据掩盖了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每个地方，疫情都造成了空前的收入损失，而这种损失主要是由弱势群体承担： 低工资和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以及年轻人和女性。亚洲地区曾以公平增长模式著称，现在则可能面临持久而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政策制定者若不采取行动，将可能失去机会，并可能面临增长疲软甚至社会动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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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Jonathan D. Ostry 说，亚洲地区的经济是外向型导向，贸易和资本流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是该地区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美国实施的扩张性财政以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大幅上升正对亚洲地区产生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显示了亚洲经济体受到了重要的溢出效应。美国的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和进口产生刺激作用，很可能通过贸易渠道对亚洲产生有利的溢出效应——对亚洲地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但如果美国收益率的上升速度快于市场预期，或如果在美国未来货币政策方面出现沟通失误，则可能通过金融渠道和资本外流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正如2013年“削减恐慌”期间的情况，这可能损害宏观金融稳定。

由于政府、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普遍增加，当借款成本上升时，将产生不利影响。各国现在需要娴熟地实施相关政策，管理好风险，为疫情之后的可持续、包容性复苏奠定基础。

Jonathan D. Ostry 表示，第一优先事项仍然是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广泛获得疫苗。至关重要的是提高供给和管理能力，并通过国际合作确保以可负担的价格广泛分发疫苗。

应继续提供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直到疫情结束，私人需求恢复。广泛的救助只能在疫情消退之后逐步取消，之后提供的政策支持应着眼于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资源流向具有活力的（绿色和数字）新部门。政策制定者现在就应重视在可信的中期框架内管理公共债务，财政空间和缓冲已被侵蚀的国家更应如此。

货币政策应继续以数据为依据，同时关注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风险。鉴于亚洲地区可能出现新一轮资本外流，以及一些国家房价过高带来风险，今后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在当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必须依赖货币政策和其他工具，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但实现稳定性只是目标之一。提高生产率，“把蛋糕做大”，让所有人从中公平受益，也同样重要。政策制定者必须致力于实现更绿色、更包容的复苏，确保民众在亚洲不断增长、更为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公平的机会。

贸易历来是亚洲地区的增长引擎，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贸易开放的步伐停滞不前，设置了过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广泛的贸易开放将在中期内大幅提高产出，有助于缓解这场危机造成的创伤效应。

企业债务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很高。尽管政府提供了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但企业债务在疫情期间还是进一步增加。如今，企业部门的政策必须从流动性支持转向清偿力支持：简化破产程序；维持信贷，让可持续经营的企业继续恢复；以及促进向企业提供新的股权资本，帮助其降低债务和实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