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发表了对华政策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英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与我们的朋友保持一致，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与中国进行接触和贸易，避免以一小段评论来制定政策，并始终坚持英国所珍视的普世价值”。他还提到，台海两岸若发生战争“不仅会是一场人类悲剧”，还会严重破坏世界贸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影响”。克莱弗利重申，“因此，任何一方都不能采取单边行动来改变现状。”
克莱弗利当天在讲话一开始时说道：“市长大人，各位阁下，议长先生，各位议员，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们邀请我今天晚上与你们交谈，虽然按照传统，这次演讲要涵盖世界事务的全部内容。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专注于我们所面临的少数问题，因为如果我不从苏丹目前的危机开始说起，那就是我的失职。正如你们所预计的那样，我已经参加了内阁办公室简报室(COBRA)会议和其他会议，讨论我们现今对该局势的反应。我可以向你们报告，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已经离开苏丹，今天晚上载着英国国民前往安全地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专机。”
克莱弗利说：“从这场危机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计划如何将我们的人民带出去。现在，我们和国际社会关于在喀土穆停火的呼吁得到了响应，我们正在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优先考虑那些最需要的人：家庭团体、病人和老人。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交火的）两个派别都要求实现72小时的停火，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停火会维持多久，而且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城市撤离都有内在的危险。英国正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携手合作。在这次行动之后，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与我们在该地区的朋友一起确保这一悲惨冲突的持久解决。当然，苏丹的局势并没有分散我们对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的工作的注意力，我知道我的七国集团（G7）外长同事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同事将认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克莱弗利说：“即使当下的紧急事件似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绝不能忽视最大的长期问题。因此，今晚我提议集中讨论一个将决定我们时代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问题和英国对华政策。我经常被要求用一个短语来表达这一政策，或者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本身，无论是‘威胁’，还是‘伙伴’，还是 ‘敌手’。而我想首先解释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明智的。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国家之一，即公元前221年由秦朝统一的时候。几个世纪以来，内战或外敌入侵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分裂成不同的王国，但在每个动荡时期之后，中国总是重新崛起。中国史诗《三国演义》的开篇就描述了这种循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克莱弗利说：“而早在他们凝聚成一个政体之前，中国人就创造了他们的语言和文明。他们的文字出现在公元前二千年的商朝。他们的发明——纸张、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些东西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这些创新是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过去22个世纪中的20个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为什么中国在1820年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超过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总和。然后，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些是由外敌入侵造成的；有些是来自中国内部。其中最致命的是毛泽东的大饥荒，它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饥荒都要多。”
克莱弗利说：“然而，在过去的45年里，出现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逆转。通过释放其人民的进取精神，中国已经实现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快的经济扩张。不少于8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这个国家涵盖了全人类的五分之一，以及几乎与欧洲大陆一样大，（相当于）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区。因此，请原谅我说，没有任何有力的口号或可信的形容词能对这样一个国家或对它的任何明智的方法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你在寻找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小段评论，恐怕你会感到失望。”
克莱弗利说：“我的出发点是承认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深度和复杂性，因此，也承认我们自己政策（的深度和复杂性）。我将这一政策建立在一系列前提之上，其中第一个前提是，无论我们与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分歧，我都为这么多中国人摆脱贫困而感到高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悲惨的零和世界里：他们的收益就是我们的收益。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对英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展望未来，我拒绝任何不可避免的概念。没有人预测到中国从大规模饥饿到相对繁荣的迅速崛起，今天也没有人可以肯定中国的经济巨轮将无限期地滚动下去。”
克莱弗利说：“去年，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首次没有超过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在2022年保持不变。即使中国在未来十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也可能无法长期保持这一地位，因为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对未来的增长产生了更大压力。我也不认为中国和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并没有被迫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俘虏，即一个崛起的大国遵循古雅典的轨迹，与一个既定超级大国发生正面冲突。”
克莱弗利说：“我们拥有能动性；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中国同行也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塑造未来事件的进程，而不是屈服于宿命论。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没有中国，任何重大的全球问题——从气候变化到大流行病预防，从经济不稳定到核扩散都无法得到解决。放弃与中国的对话，就等于放弃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忽视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突出事实。就在我发言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健康数据储存库在中国。世界药品有效成分的最大来源是在中国。而最大的碳排放源也在中国。事实上，中国在过去10年里向大气层排放的碳比英国这个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所排放的更多。”
克莱弗利说：“中国如何监管其数据，中国如何开发其药品，中国如何进行医学研究，将对整个人类具有重大意义。而中国是否削减其碳排放，可能会使我们的星球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重破坏，或遭受灾难之间的区别。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对一个大流行病的处理会如何影响整个世界，这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所以请不要怀疑：在北京作出的决定将影响我们的生活。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影响这些决定吗？对我来说，宣布某种新的冷战，并说我们的目标是孤立中国，这将是清楚和容易的——也许甚至是令人满意的。这将是清楚的，将是容易的，将是令人满意的——但这将是错误的，因为这将是对我们国家利益的背叛，是对现代世界的故意误解。”
克莱弗利说：“事实上，本届政府将与我们的盟友一起，直接推动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同时坚定地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深刻的分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与中国打交道不适合胆小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无情的专制传统，与我们的传统完全相悖。但是，我们有义务让后代参与进来，因为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维持和塑造国际秩序的责任。逃避这一挑战将不是力量的表现，而是软弱的表现。普京在对乌克兰发动攻击时，从未想过要展示一个团结的西方的力量。但我们的反应表明，当英国、美国、欧洲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伙伴团结一致时，我们可以和任何人相匹敌。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集体能力充满信心，与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建设性的接触，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管理风险和产生结果。而我们已经取得了成果。”
克莱弗利说：“让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2017年的研究，英国的研究，说服了中国农业部采取行动，通过限制动物饲料中使用的抗生素——可乐定，来对抗抗生素耐药性的危险。销售量下降了90%，使世界上每个人都更加安全。去年，我们在中国的外交官帮助说服当局修订采购法草案，提高英国公司从中国国有企业竞标合同的机会。今年，我们的外交官们为英国机构在中国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争取到了价值6亿英镑的许可证。英国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之一，也使我们能够影响中国对这个新机构的态度，防止它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化延伸。中国是该银行的最大股东，银行的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一周内，它冻结了俄罗斯的每一个项目。”
克莱弗利说：“但是，即使接触可以成功，事实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致力于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利益和我们对北京的侵权行为的憎恶之间，总是会纠结。当我们看到专制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时，我们会想，如果他们有机会，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而历史告诉我们，对国内的压迫往往转化为对国外的侵略。因此，我们的政策必须结合两股潮流：我们必须在必要时与中国接触，并对其专制主义采取坚定不移的现实态度。而这意味着永远不要动摇一个明确的原则。我们不期望我们与中国的分歧能迅速得到克服，但我们确实期望中国遵守其自由加入的法律和义务。”
克莱弗利说：“因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肩负着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特殊责任。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国，中国已同意维护香港的自由。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禁止酷刑公约》和许多其他国际法文书的签署国，中国已经接受了一系列的义务。如果中国违背了这些义务，我们有权说出来，我们也有权采取行动——而且我们会这么做——就像我们在中国拆除香港的自由，违反其自己的承诺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近300万香港人一条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道路。”
克莱弗利说：“和平共处必须从尊重基本法律和制度开始，包括保护每个国家免受入侵的《联合国宪章》。这意味着每个国家：中国驻巴黎的外交官不能、也不应该、更不会决定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通过攻击乌克兰，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不应该有的行为的实物课程。而普京也践踏了中国自己声明的不干涉和尊重主权的原则。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国家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弃权，或向侵略者靠拢，或帮助和教唆这种侵略行为。一个希望在世界秩序的顶端获得尊重的国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并履行其庄严的义务，即捍卫该秩序基础的法律的义务。这一责任与中国发挥与其规模和历史相称的全球作用的权利相辅相成。而像乌克兰这样的主权国家的权利不能因为铲除者与中国有‘战略伙伴关系’就被铲除。”
克莱弗利说：“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有三大支柱。首先，只要北京的行动对我们的人民或我们的繁荣构成威胁，我们就会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保护措施。我们不会对干预我们的政治制度，或技术盗窃，或工业破坏保持沉默。我们将做更多工作来保障学术和研究自由。而当与其他目标出现紧张关系时，我们将始终把我们的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我们正在以最安全的方式建设我们的5G网络，而不是以最快或最便宜的方式。中国的领导人界定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也拥有核心利益，其中之一是促进我们希望生活的世界，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都享有普世人权，受到有尊严的对待，不受酷刑，不受奴役，不受任意拘留。这些价值观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西方’之处：无论对谁施以酷刑，都会造成同样的伤害。”
克莱弗利说：“因此，当英国谴责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大规模监禁时，我希望我们的中国同行不要相信他们自己的说辞，即我们只是在寻求干涉他们的内政。正如我们应该更努力地了解中国一样，我希望中方官员能够理解，当他们的政府建立了一个21世纪版本的古拉格群岛，在这场运动的高峰期囚禁了超过一百万人，往往只是为了遵守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当联合国发现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行为可能——我引述——‘构成国际犯罪，特别是危害人类罪’时，我们的反感是发自内心的，并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地区一致认同。我们不会让发生在新疆的事情不了了之或被搁置。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是在边境的另一边发生的，或者提出来可能被认为是不和谐或不礼貌的，而忽视这个问题。”
克莱弗利说：“第二，英国将深化我们的合作，并加强与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的联系。我们的目标将是加强集体安全，深化商业联系，维护国际法，并在必要时进行平衡和竞争。因此，我很高兴英国很快将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第12个成员国，加强我们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贸易联系。我们已经是唯一的欧洲国家，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我们正在深化与印度的长期伙伴关系。我们正在与日本一起开发我们的下一代战机。我们还与美国一起，帮助澳大利亚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下建造核动力常规武器潜艇。英国将与我们的朋友一起，争取在印太地区实现公开和透明。”
克莱弗利说：“此时此刻，中国正在进行和平时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军。在短短4年时间里——2014年至2018年——中国下水的新军舰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整个现役舰队的总吨位。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时；当我们看到新的基地出现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时，我们必然会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巨大的军事投资？如果我们只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审慎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当然，我们也可能是错的：我们有可能过于谨慎，过于悲观。英国和我们的盟友准备公开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我敦促中国对其扩军背后的教条和意图同样公开，因为透明度肯定符合各方的利益，而保密只能增加悲剧性误判的风险。”
克莱弗利说：“这让我想到了台湾。英国的长期立场是，我们希望看到海峡两岸的分歧得到和平解决。因为每年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集装箱船经过这些重要的水域，满载货物前往欧洲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台湾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也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在先进的半导体领域。据《日经亚洲》报道，海峡两岸若发生战争不仅会是一场人类悲剧，它还会破坏价值2.6万亿美元的世界贸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影响。距离不会为全球经济提供任何保护，使其免受这一灾难性的打击——最重要的会是中国的经济。我不寒而栗地考虑到随之而来的人类和金融的毁灭。因此，任何一方都不能采取单边行动来改变现状，这是至关重要的。”
克莱弗利说：“而我们政策的第三大支柱是直接与中国进行双边和多边接触，以维护和建立开放、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反映出中国的全球重要性。我们相信一种积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同时避免在关键的供应链中出现依赖性。我们希望英国公司与中国做生意——就像美国、东盟、澳大利亚和欧盟的公司目前所做的那样——我们将支持他们的努力，使条款对双方都有效，推动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公平的竞争。我们有兴趣继续从中国的投资中获益，但我们不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长臂伸向我们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而在过去，我们并不总是在开放和安全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现在，我们正在获得正确的法律权力，以保障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并在我们可以做的地方开放。”
讲话最后，克莱弗利表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适当的技能来应对挑战，所以我们正在将整个政府对中国能力的资金增加一倍；我们已经为在北京建造一个新的英国大使馆分配了资源，我决心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以便这项工作能够进行。因此，我们对中国的方式必须结合所有这些潮流，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与我们的朋友保持一致，在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与中国进行接触和贸易，避免以一小段评论来制定政策，并始终坚持英国所珍视的普世价值。我热切地相信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未来由我们来塑造，因为我谦虚地知道，我们现在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有助于定义现代世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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