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时期，统治者内部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恢复传统的以自由民为基础的公民兵制度， 后来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 历史没有肯定这种理想。二是打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界限,将公民兵制度变为募兵制，由此出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最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握有军权的独裁者身上，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皇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这个时侯罗马的共和传统还在, 王政时代王的暴政阴影还在，因此公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熟, 无视元老院、过于张扬的恺撒被刺身亡。 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虽然已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拒绝采用“君主”和“独裁者”的称号，而自称“元首”。“元首制”实质上就是君主制，但表面上听起来比较隐晦。
人们渴望秩序，对王权寄予莫大希望, 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元首”, 之后不久即获得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尊号, 意思是“庄严、神圣”。 奥古斯都虽然位于众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人,而决不是东方的神”。
苏维托尼乌斯记载， 东方各省往往将所建庙宇献给罗马统治者以表达忠诚, 但屋大维不接受任何省份为他本人建庙, 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 再如“当人民想尽办法要他当独裁官时,他屈膝跪下,从肩上扯下托加,光着胸脯, 求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 屋大维深感时机还不成熟,操之过急无疑会重蹈恺撒的覆辙。 从某种程度上说,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给罗马带来两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也使罗马城变得更加辉煌壮丽。正像奥古斯都所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罗马成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但是到公元三世纪上半叶, 罗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 经济衰退, 商业萧条,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动荡, 政权频繁更迭,奴隶、平民起义不断爆发,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们成为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强权夺取政权的人开始实行赤裸裸的帝制。戴克里先对内镇压了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 对外击退了日耳曼人, 战胜了萨珊波斯帝国, 之后便公开仿效波斯帝王的行为, 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他头戴珍珠冠冕,身穿金丝长袍, 足蹬饰有贵重宝石的鞋子, 要求每个晋见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礼, 亲吻他长袍的边缘,并且自比为神。 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帝位并非正统的,为了巩固它, 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 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 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 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 迫害基督教徒; 君士坦丁则停止了这种迫害, 还试图将基督教作为实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 由此开始了对基督教长达80 年的改造过程。313 年颁布的《米兰敕令》允许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公开传播;3 25 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从的“三位一体”正统教义;3 92 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改造不仅表现在政策上,还体现在物质扶持和教会组织建设方面。在君士坦丁之前,教会财产的存在虽然已成事实,但并没有获得法律承认; 313 年《米兰敕令》首次确立教会财产的合法地位, 并将其作为团体机关的财产写入罗马法。教会不仅被赋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 神职人员还获得免税特权, 结果出现大批“不信上帝的人争求圣职”的现象, 严重影响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致罗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申, 禁止将神职授予拥有300 索里达以上财产者。与此同时,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逐渐建立起系统的组织, 教会和帝国最终联为一体, 罗马帝国实际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国。“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成了神的代理人, 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了基督的治下; 异端变得如叛国罪一般无法容忍, 基督徒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传教活动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
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 这是军队、强权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到了尽头。随着君权衰落, 西欧也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民族大迁徙拉开了中世纪历史的序幕。民族大迁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的过程也是掠夺和破坏的过程, 它不仅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摧毁了罗马奴隶制, 同时也葬送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使西欧社会陷入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日耳曼人对文明的破坏程度, 从当时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 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 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
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 谁是弃民, 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然会区分。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 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
西欧封建王权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正像基佐描述的:“众雄逐鹿, 风云莫测的时代, 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 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 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 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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