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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 莫尔与乌托邦之五: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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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乌托邦的制度设计,来自莫尔的道德理想。因为人的生命的真实价值,是过一种因道德上的善而带来的快乐,可以说,在乌托邦世界中,人的真实快乐取代了虚假的快乐。人们自觉地选择使人生幸福的那些价值。

托马斯.莫尔肖像。
托马斯.莫尔肖像。 © 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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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它们规范着人的社会行为和价值取向。那么乌托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答: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看那些从乌托邦中吸取思想养料的人,大多数都关注乌托邦中所实行的共产主义式的生产与分配构想。但其实,莫尔花了大量篇幅,谈建立乌托邦所必需的精神资源,也就是乌托邦这种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哲学思想。在莫尔看来,乌托邦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够运转,首先依赖于乌托邦人对金钱的鄙视。乌托邦人困惑于一种在别处普遍流行的观念,那就是金钱至上,社会中人所推崇的价值,和他们所臣服的力量,不是个人的品行高尚,而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乌托邦人不明白,黄金这种本是由人开发、供人使用,而且使用价值并不高的东西,竟受到如此重视,以致人反比黄金低贱,反过来受黄金驱使。莫尔说,党一个木偶般的傻子,不正直、不懂事,只因为他手头有非常多的金币,就可以奴役大批聪明人和好人。如果黄金从其主人手中转到他全家最卑微的杂役手中,这个主人无疑不久就会去伺候他的旧仆人,似乎他是金币的附属品或外加物媒。后来,这种现象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被称为异化alienation,这是马克思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它的意思是说,人的产品反而成为人的主宰。在莫尔看来,这个问题早就让乌托邦人不解,黄金由人所出,反而成为奴役人的力量。

问:这确实是个有深度的问题。

答:是的。我这里先提一句,这个观念后来成为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不过,他们的着眼点在于权力的异化,简单说就是,共产党这种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如何变为残酷的压迫无产者的力量。为什么在所有的共产专制国家中,劳动阶层都是最没有权利、最受欺压的群体。我们先谈莫尔,以后有机会再来分析共产制度中的权力异化。莫尔断言,党乌托邦的人更感到惊奇,而且也憎恨的是某些人的疯狂,这些人给富人以几乎神圣的荣誉,只是由于富人有钱,他们自己既不欠富人的债,也并非在富人的权力掌握之中,这些人又很清楚,富人吝啬小气,深信富人只要活在世上一天,绝不会从成堆现钱里取出一分钱给他们媒。这就很奇怪了,这种羡富心理,这种不自觉地臣服于金钱势力之下的行为,在莫尔看是一种疯狂,他们是完全非道德的。在这种心理定势下,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莫尔从此开始了对什么是人的幸福的讨论。莫尔断言,党乌托邦人认为,构成人类的全部或主要的幸福,就是快乐媒。这里,莫尔区分了happyness和pleasure,他认为,这条原则是乌托邦人效法某一哲学流派,是什么学派呢,莫尔没有明言。但是,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这条原则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来的。他的哲学主旨就是强调最大的善来自快乐,没有快乐就没有善。这条原则本来是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相矛盾的,因为基督教的救赎论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可莫尔硬要使快乐原则和宗教原则相符合,所以他说乌托邦人使用他们的宗教来为快乐原则辩护,虽然他们的宗教是认真的、严峻的、一本正经和冷酷无情的。

问:莫尔的这个说法,似乎有些矛盾?

答:是的。这里显然有一个理论上难以自洽的地方。一个冷酷无情、严峻苛刻的宗教,如何能为快乐原则辩护?特别是当乌托邦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快乐之上时。我以为,这是莫尔活泼幽默的人生态度,与亨利八世一朝严酷的宫廷政治相冲突的结果。我们要切记一条原则,暴政之下是不许有幽默的,一切专制统治都不许人开玩笑。专制暴政只允许服从和畏惧。它动用国家机器,全力扼杀鲜活的感觉和思考。它尽全力培养顺从、懦弱、麻木、呆滞、冷漠的小人。在暴政之下,你很难见到高贵的灵魂,丰满的人格,坦荡的胸怀,幽默的气质,倒是常见到乏味、枯燥、猥琐、卑贱的人形怪物。我以为莫尔的这个逻辑上不能自洽的论述,很像伊壁鸠鲁悖论。伊壁鸠鲁在论述他的党最大的善就是快乐媒这条原则时,对神惩恶扬善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党如果神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神就不是万能的。如果神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神就不是善的。如果想阻止,且又能阻止恶,那世界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恶?如果神不想阻止恶,也阻止不了恶,那我们为什么还遵他为神呢?媒可以说,伊壁鸠鲁悖论几乎抽掉了宗教信仰的基石。当然在古希腊尚没有像基督教这样系统化、组织化的宗教,只有众神崇拜,但宗教立论的基础,神和上帝的万能却是一样的。

问:可我们知道莫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啊!

答:是的。正是虔诚的信仰,让莫尔在这个问题上花功夫去论述。他断言,乌托邦人考虑幸福问题,是基于哲学的理性和宗教的原则。作为一个信奉宗教者,莫尔把宗教信条置于哲学理性之上,认为如果离开宗教信条,哲学理想无法说明幸福的本质。而他举出的那些宗教的信条,实在很软弱,比如,党灵魂不灭,灵魂由于上帝的仁慈而注定幸福,人行善修德死后有赏,而为非作恶则死后受罚媒。莫尔让乌托邦人的理性去承认这些原则,可实际上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显然不把这些原则当一回事儿。他判断善恶是凭借自己的理性。接下来,莫尔的论述就相当有力了。他认为,乌托邦人其实并不把这些宗教原则放在心上,相反,莫尔说,党一旦取消了这些原则,乌托邦人便毫不迟疑地主张,一个人如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便是愚蠢的媒。那么,乌托邦人要追求什么样的快乐,又如何追求呢?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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