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开幕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的一大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将自然界至少30 %的陆地与海洋设立为自然保护区，由法国与哥斯达黎加等一百多个成员国组成的保护自然高雄心联盟正在积极推动此一目标的实现。但是，设立自然保护区是否是保护自然的最佳方式？如何评估设立自然保护区后面的政治以及经济考量？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原住民是否对此拥有话语权？
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美国的大自然必须受到全世界的赞美，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1872年，世界上首个自然公园在美国设立，这就是著名的黄石公园。一望无边的88万公顷的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人类生活的痕迹，开启了自然保护主义的新的一页。之后，这种将人类与自然分离以便更好地保护自然的模式在全世界各地蔓延，1926年，比利时国王决定在刚果东部地区设立非洲的首个自然公园。如果说，这些自然保护公园在一百多年来曾经为保护大自然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话，他以暴力驱赶原住民而著称的实施模式也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这就是为什么上周三在蒙特利尔峰会有关原住民的权益的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土著活动家的代表鼓励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COP15）的所有各方 "尊重、促进和支持 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因为这些民族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联系，他们的生计和精神生活都来自于自然。应该使他们成为大自然的最好的监护人。
Fiore Longo先生是非政府组织 "生存国际 "的 "自然保护非殖民化 "运动的负责人，他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表示，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自然保护区模式是殖民主义的结果。人们把自然想象成是一片荒野，不受人类和活动的影响，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些 "野生 "领土中的大多数—如刚果的森林、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等--已经被占领了数千年之久，它们一直由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占据。当第一批公园或保护区创建时，他们被驱逐了，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保护区构成了今天西方国家所规定的保护模式的基础，是导致非洲和亚洲许多驱逐事件的原因，特别是导致饥荒、疾病和多种侵犯人权行为的原因。他还认为，类似的保护模式还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因为当地无法自己管理它们所占据 的土地。
法国环境历史学家Guillaume Blanc对自然保护区的历史作出了充分的研究，他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也认同上述观点，他还认为美国在西部设立国家自然保护公园时，驱逐当地的印第安人，除了保护自然的目的之外，还带有加强地区行政控制的考量。
同在欧洲本土的自然保护区截然不同的是，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与亚洲设立的保护区同时也是西方自然学研究专家以及狩猎者的天堂。那既然自然保护公园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非洲在去殖民时代为何继续保留了上述模式？纪尧姆-布朗认为，这是因为，非洲国家的政府找到了另一种经济利益："国家公园和它们产生的旅游可以代表，例如，在坦桑尼亚，每年高达20%的国内生产总值。然后就是政治利益。创建自然公园是在国家难以控制的地区插上旗帜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提出“生态红线”的概念或许有其必要性！
那么，将自然封锁起来保护是否是最佳的保护模式？对自然划出红线，红线之内进行保护，那么，红线之外呢？倘若当初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权力取决于当地的原住民，那么，今天世界上或许有许多自然生物早已消失，但是，倘若当地原住民对自己的居所的未来没有任何发言权，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还能够令人接受？
综上所述，蒙特利尔峰会设立30 %的陆地与海洋保护区的讨论确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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