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雷利：欧洲必须有成为一极的雄心，并作为一极行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7月3日登文表示，现如今“安全的含义在不断变化，并具有新的层面。安全与威胁和冲突有关。而当今，我们既有旧的冲突，也有新的冲突；既有看得见的战争，也有看不见的战争”。他指出，“作为欧盟，我们需要纵观整个局面，将各个点串联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资料图片 © 法新社图片

博雷利在文中写道，“过去，安全在人们心中大多与军事威胁和防御能力有关。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肆虐，很明显，这种类型的冲突，可悲的是，远远没有结束。但我们也看到《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正如（美国外交问题专家）罗伯特 • 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珍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的书名所说。更多的国家正在使用各种工具，而不是军事力量，来影响、胁迫或以其他方式试图取得进展。”

博雷利说，“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新鲜。试图胁迫和迫使人们改变行为而不诉诸战争，这和历史一样古老。我清楚地记得二战后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长期经济封锁，或如今美国对古巴的更长时间的经济封锁。当然，我们自己也对俄罗斯采取了限制性措施，通常俗称‘制裁’。如今，安全的概念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和扩大。如今，许多形容词被放在安全这个名词之前：我们听到能源和气候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经济安全等。”

博雷利表示，“所有这一切使我作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工作中的‘安全’部分有了新的重要性。它增强了欧盟安全研究所（EU ISS）的相关性和作用，正如对乌克兰的战争增强了欧洲防务局（EDA）工作的重要性一样。我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董事会主席，我想强调它们工作的重要性。”

博雷利提及，“上周，我们举行了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年度会议。这个会议是欧洲战略界聚集在一起，讨论我们所面临的威胁——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可以阐明安全的含义，并与前一周提出的关于经济安全的联合公报建立一些联系。这也是一个良好的机会来感谢该研究所即将离任的主任林斯特伦（Gustav Lindstrom），感谢他在过去5年的良好工作。该研究所董事会最近任命埃弗茨（Steven Everts）为欧盟安全研究所的新主任。他现在将继续领导研究所支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工作，充分利用其智力和创造力，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政策相关性和知名度。”

博雷利说，“在我的开场白中，我试图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对‘安全’采取一种广泛的方法，并制定一个综合对策。作为开始，我们必须看看形成新的全球格局的因素：美中两极战略竞争的趋势蔓延到所有领域，再加上混乱的多极化和新兴国家越来越武断的态度和对冲行为。”

博雷利说，“在安全方面，我们看到新旧战争并存：我们家门口的残酷、高强度战争和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在欧洲，自2013年以来，国防开支上升了30%，但在亚洲，正如我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所说，国防开支上升了45%。如果人们在国防上花费更多，那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安全。同时，我们看到混合战争和一切武器化的增加。”

博雷利补充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范式的转变，从开放市场的首要地位到安全的首要地位；从‘及时’到‘万一’。与此相关，我们对关键原材料的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绿色转型所需的原材料。最后，在技术方面，我们看到对技术优势的战略竞争。技术既是战斗的工具，也是战斗的竞技场。”

博雷利指出，“如果你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就会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这是一个充满竞争、权力政治的世界。在一个巨头林立的世界里，你需要尺寸和规模才能生存：欧洲必须有成为一极的雄心——并作为一极行事；第二，我们需要纵观整个局面，因为一切都有联系。我们需要一个广泛的棱镜和一个一体化的安全方法。与绿色和数字转型一起，也许这应该是欧盟的‘第三次转型’？”

博雷利说，“原则上，我们欧盟在应对这一新的全球格局方面具有某些优势。我们可以用全方位的工具来应对各种威胁：外交、民事和军事危机管理工具、财政和技术援助、限制性措施、监管权力等等。当然，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在孤岛上行动。而对一致意见的需求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很慢。然而，对乌克兰的战争加快了我们从地缘政治角度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以我们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成功结束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有毒依赖为例，令人印象深刻。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做到，但我们做到了，将俄罗斯2022年的能源收入减半。”

博雷利补充说，“或者，以我们在打击外国干涉和操纵信息方面的工作为例。这是对我们的安全和民主的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敌手试图征服的不是领土，而是人们的心灵和思想。几年前，我们在欧盟没有任何东西来对抗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有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工作队、欧盟打击虚假信息（EUvsDisinfo）网站和一个与成员国、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良好网络。”

博雷利提到，“也许最热门的例子是围绕经济安全和韧性的辩论。这是欧洲议程上的首要问题，欧盟领导人在上次峰会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出发点必须是，开放的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基于规则的贸易对我们的繁荣是有益的。它们还帮助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然而，显然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快乐的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正在通过国家安全的视角被重新评估。我们已经看到明显的例子，其他人，包括敌手，是如何利用扭曲市场的技术来达到政治目的以及经济胁迫的。我们不能再天真了。而且我们也并不天真。”

博雷利表示，“近年来，欧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安全风险和过度依赖。从‘5G安全工具箱’到外来投资筛选；从采购和补贴的措施到反胁迫工具。如果你把这一切加起来，是相当多的。然而，这还不够，因为我们周围的情况不断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高级代表与欧盟委员会一起提出了一套关于经济安全的新方法的想法，包括关于对外投资和具有国家安全影响的高科技出口的可能措施。”

博雷利说，“在这一切中，我们必须保护欧盟经营者和公民免受经济风险和威胁。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确保在处理这些风险时，我们不会不适当地损害与第三国的关系，因为我们仍然需要这些国家的合作。我们不想为世界的分裂推波助澜；将其分裂成两个集团或生态系统。我们必须看一看世界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我们的想法和措施。这对我们的可信度和多边主义意味着什么？”

博雷利说，“例如，‘去风险’（de-risking）一词是这场辩论的核心，这是很正确的。谁喜欢冒险？但是，去风险本身也不是没有风险。削减我们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和加快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是好事。然而，它们增加了我们对中国的风险，而中国控制了绿色转型所需的80-90%的炼油和终端产品。”

博雷利表示，“客观地说，断定去风险的结束和脱钩的开始并不总是容易的。你在这方面的立场，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欧洲理事会（欧盟峰会）确认了这一文件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在两个不同的要求之间达成微妙平衡的必要性：保护我们免受新的威胁和过度依赖的风险，同时保护我们的自由和扩大我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搞定它，那么这三者就会齐头并进。如果我们弄错了，那么这三者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