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年初，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疫情来源进行独立国际调查以来，中澳关系随后持续紧张。北京也通过限制进口澳洲商品及采取外交手段对堪培拉进行多方位施压。近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5月6日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之后表示，中方作出必要正当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澳洲政府的对华政策方向成为了其国内反对党最新关注的话题。
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影子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周三通过讲话，近来罕见地对执政党自由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起了攻击。在堪培拉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黄英贤提出，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外交事务中一直“沉溺于政治机会主义”。她说，“我担心的是，他不仅没有完全理解澳大利亚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甚至根本就没有去寻求理解。” 黄英贤指控莫里森政府采取的强硬对华姿态，实则是为了谋求澳国内的政治利益。对此，她解释说，“总是关乎国内的政治优势，要么是在自由党内部的斗争中向极右派献媚，要么是寻求对工党的某些党派优势。”
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去年6月公布的“2020年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只有23%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中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在2448名澳大利亚成年人中，虽然有55%的受访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伙伴，不过却有94%的澳大利亚人同意政府应努力“为澳大利亚找到其他市场，减少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还有82%的澳大利亚人支持政府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金融制裁和旅行制裁。
黄英贤周三还对澳内政部秘书长佩祖洛（Michael Pezzullo）近期发表的“战鼓论”表达了异议。佩祖洛4月27日在《澳大利亚人报》刊文写道，“在一个永远充满紧张和恐惧的世界里，战鼓敲响，时而微弱而遥远，时而愈加响亮，越来越近。”他称，“今天，自由国家再度听到战鼓之声，并忧心地关注着各项议题朝军事化方向发展，这些议题我们直到最近几年都还认为不太可能成为战争的诱因。”佩祖洛表示，“让我们继续不停地寻求和平的机会，同时也再度为战争灾祸做准备。”此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Peter Dutton）4月25日在澳新军团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当被问及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前景是否越来越大，他回答说，“不应低估这个可能性”。
针对二人的发言，黄英贤批评说，“两个最应负责保护澳大利亚人安全的人却为了政治目的而强硬表态，这样做直接迎合了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并为北京提供了关于危机、冲突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感所带来的筹码。”她强调，“国家领导人的首要工作是保障其公民的安全。我们的领导人不会通过敲打与中国的战争的鼓声来使我们安全。” 黄英贤说，“外交政策不应该是以其他方式起诉国内政治（的方式），因为正如我所说的，在外交中言辞很重要”。现年52岁的黄英贤也由此为对华政策支招，并称澳大利亚可以学学日本，“多些策略，少些政治，少说多做。”
同样在当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就对华关系接受了《悉尼先驱晨报》的专访。但与黄英贤讲话的安全侧重不同，前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两国关系紧张期间，澳大利亚对华贸易的现状。自澳方提出对新冠疫情进行溯源调查以来，中方对澳大利亚的牛肉、大麦、葡萄酒、动力煤、铜、棉花、海产品、糖和木材的出口实施了强制性限制，并警告堪培拉说中国的学生和游客或将不回去澳大利亚。
莫里森指出，尽管中国批评澳洲，但澳洲与中国热络的贸易往来，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证明。他评价说，“可以有很多外交气氛，但在一天结束时，关系仍在继续。”莫里森说，“双边关系依然存在，光是看贸易--双边贸易额从未这么高。这是一个证据。说到底，这种关系仍有很大的价值。”中国是澳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截至3月的12个月里，澳洲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490亿澳元(1160亿美元)的商品，较之前一年下降0.6%。然而，澳洲对中国出口一直受到强劲铁矿石价格的支撑。铁矿石是澳洲对华出口最大的单一商品。
采访中，当被问及北京的经济胁迫是否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舞狮，与其说是咬人，不如说是跳舞，莫里森回答说，“我不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分析。（但是）现在比几年前更难提出（这种说法）。”当被问到中国对澳大利亚政策的最终目的时，莫里森拒绝加以回应。他表示，“我认为我进行公开猜测是危险的，而且我认为这不会有帮助。然而，前几任总理并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澳洲工党籍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称，“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政策一直是敌对的”。
陆克文说，“这在中国政策的所有工具中都得到了证明：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经济政策，并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方向的部长级访问。在（中澳）半个世纪的双边关系中，这是前所未有的。”来自自由党的前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称，“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权利。他们的领导人说他们相信，但他们并非如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象征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学者普遍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的现代国际系统的开始。
特恩布尔说，“北京对国际关系的真正看法是古希腊《米洛斯对话》中的一句名言：‘强者恣意而行，弱者自需受苦’。”他说，“这就是我们必须寻求避免的事情。我们必须能够维护主权”。与上述两位两党前首相相比，莫里森的表态则更为含蓄。他说，希望与习近平主席的政府建立更好的关系，并称“我会非常谨慎地表示，这就是我们希望的关系：我们希望它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认为他们也希望两国关系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但莫里森同时强调说，澳大利亚绝不妥协。他补充说，“这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如果这引起了冒犯，我们只能做我们自己，追求我们的国家利益。你必须更加清楚你的底线，坚守它们，并试图从那里前行。”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本周称，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高压”的战略行动是失败的。洛伊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国际经济项目主任罗兰德·拉贾（Roland Rajah）说，“如果中国的目标是改变澳大利亚政策、造成经济损失或向第三国发送警告不要反对北京，那么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在这三件事上基本上都已经失败了。”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澳洲外长佩恩（Marise Payne）5月13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布林肯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我重申，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在球场上孤军奋战。这就是盟友的作用。我们相互支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集体力量的立场上面对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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