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及政府代表团到访北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访华是华盛顿和北京关系及20世纪世界政治史上重要的一页，不但在当时帮助美国结束越战，促成美中合作对抗苏联，并为后来发生的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现今的美中对抗等一系列区域和国际历史事件和时事问题埋下了伏笔。
早在1967年，尼克松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了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阐明了他未来如若当选美国总统希望采取的外交政策。他在文中写道：“长期而言，我们完全无法承受将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只有中国发生变革，全世界才能安全。为此，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对事态施加影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促成变革。”随着尼克松上台，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和面对“苏修”百万大军压境的中国双方领导人作出了近20余年来的首次重大战略调整，通过缓和美中关系寻求合作，来解决各自国内外面对的实际问题，并共同应对来自苏联及其卫星势力在欧洲和亚洲的压力。
美国对华政策中所主张的接触和合作主题在接下来的40余年的风雨中并未发生大的转变，即使在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两国失去了主导合作的主要针对对象后，美国历届两党政府仍奉行对华的接触和合作政策，直至上届特朗普政府才发生战略转变。这一变化也随着拜登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去年的讲话中提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竞争”后，首次在相继的两党政府中确立新的战略方向。
毫无疑问，50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行的访华之旅给当今的美中两国和世界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作为当年曾亲自在场见证尼克松和毛泽东之间谈话的少数几个美国人之一，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特别助理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也在近日的几次专访中阐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经过和他对现今美中关系的看法。
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34岁的洛德与他的上司基辛格及尼克松总统一行抵达北京。在他们入住宾馆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消息传来：中方人员告诉美方说，“毛主席要见尼克松总统”。英国《卫报》的报导指出，毛泽东的紧迫感与美国代表团的兴奋感产生了共鸣。双边关系的建立为中美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自1949年来的二十多年里，北京和华盛顿一直没有这种级别的官方接触。令他本人惊讶的是，洛德被要求以记录员的身份参加与毛泽东的会谈。而随行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则没有被要求参加。为了不使罗杰斯难堪，尼克松命令将洛德从向媒体发布的官方照片中删去，并请求中方也不要让在官方照片中出现洛德的影子。
由于基辛格希望在会谈中全神贯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洛德则被委任从事美方的会议记录工作。时隔近50年后，之后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会议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在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手稿，像一个图书馆”。他补充说：“（在会谈中）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他和蒋介石是敌人”，但毛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场“家庭争吵”。
洛德回忆称：“（毛在会谈中）说：‘我们不必立即解决困难的问题’——他没有具体提到台湾问题，但他指的是这个问题。因此，基本上他是说我们可以推迟台湾问题，同时我们继续处理我们同意的领域，例如平衡苏联。”尼克松为期一周的对华访问以双方签署《上海公报》结束。事后，尼克松访华的这次旅行在当时被誉为是一次外交上的突破，也是一次经电视播放的壮举。
当尼克松在中国逗留一周后降落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他们一行受到了美国时任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带领的英雄式的欢迎。《生活》杂志的记者西迪（Hugh Sidey）回忆说，他身边的一位记者同仁在机场喃喃自语：“我的上帝，这就像国王的到来。”多年以后，这次访问还被编排成了一部叫《尼克松在中国》的歌剧。
报导指出，然而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后，这一事件在两国首都都失去了光彩。在华盛顿，批评者现在质疑尼克松1972年之行的智慧；许多人认为北京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全方面的威胁，比当时的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京，有一种越来越响亮的观点，即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正处于衰落的末期，而中国的制度最终是优越的。2月4日，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宣布双方“没有上限”的战略协作是向美国及西方国家发出的明确信息。
作为少有仍在世的50年前的那场会谈的亲历者之一，洛德坚持认为，半个世纪前尼克松对中国的做法是“一个出色的战略举措”。他问道：“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我们不对中国开放，我们肯定不会有......我们在几个月内与苏联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在结束越南战争方面，我们不会得到中国或苏联的帮助。我们不会恢复美国在国内外的信誉。”
洛德告诉记者说：“我们没有人天真地认为，仅仅因为我们对中国开放，这就会使他们成为杰斐逊式的民主国家。”他补充说：“我们开放是为了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我们希望作为一个附加条件，这将放松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接触不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洛德还提到：“没有我们的帮助，中国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情是无稽之谈。”他继续说：“考虑到中国人口的规模和中国人民的才能，显然其迟早要起来。当他们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什么选择呢？试图遏制中国？除了这很危险之外，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加入我们。这将是无效的。”然而，洛德承认，鉴于中国当局“在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和）在国外变得更具侵略性”，华盛顿需要调整对华政策。
已故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比尔·萨菲尔（William Safire）曾在2000年5月18日刊登的，反对克林顿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尼克松去世前，我记录在案地问他——也许我们在向美国公众推销增加贸易的政治利益方面有点过头了。这位曾打中国牌以利用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的老现实主义者有些悲伤地回答说，他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
萨菲尔提到：“我正准备纠正他说弗兰肯斯坦博士是创造者，他的意思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但我把话咽了下去。”曾在1972年开始供职于《纽约时报》之前，长年担任尼克松和其副手阿格纽文胆的萨菲尔表示：“我承认曾为理查德·尼克松写过多个演讲稿，保证与中国的贸易将导致北京的民主原则的演变。但是，我们已经进行了30年的贸易，为其军事工业基地提供资金，使其能够从俄罗斯购买M-11导弹和从我们这里购买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萨菲尔在这篇题为“短评：最重要的投票”的文章最后写道：“人权倡导者知道，华盛顿的行家们的赌注都押在了绥靖者身上。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国会中未作决定的人考虑到他们所在地区的失业率不会总是低于4%，而且当经济衰退或侵略来袭时，选民不会忘记是谁抛弃了对中国的经济限制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 在加入《纽约时报》后不久，萨菲尔得知他是尼克松授权的一个“国家安全”窃听计划的目标之一。这一窃听计划共针对17名人士，包含4名媒体人和13名政府官员。他们被称为“17个可疑的人”。1973年8月9日，萨菲尔在得知该消息后以“17个可疑的人”为题，在《纽约时报》刊文称：“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能同意这‘17个可疑的人’兄弟般的沉默。我在1959年和1960年为尼克松先生筋疲力尽，然后在1965年至1968年漫长的、干旱的（尼克松的政治）回归岁月中与他共度难关，（却换来）让他；或者一些未经他同意就以他的名义行事的蜥蜴眼的偏执狂来偷听我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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