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周三在访美期间受邀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了外交政策讲话。博雷利在讲话中重申“欧洲必须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他强调欧洲需要提高其军事能力，同时利用一切可用工具来应对全球挑战。
博雷利当天在讲话中说道：“我们的关系——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我们和平与繁荣的核心。20年、30年、5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我们非常珍视跨大西洋关系，但这种跨大西洋关系不仅仅与华盛顿有关，也与加利福尼亚有关，（加州）有着深厚的欧洲和西班牙传统。如果你们是一个国家，你们将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今天，你们正在引领人工智能革命，我很高兴知道，我们是建设负责任的、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的合作伙伴”。
博雷利说：“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你们不是来听我讲述我的人生的，尽管你们可能会理解，来到斯坦福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后来我进入政界，四年前成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开始，外交政策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当今，我的工作是安全与防务，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任（欧盟高级代表）伊始，我曾说过一句话，引起了广泛关注：‘欧洲必须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欧盟的基因里没有权力，因为我们的项目（欧盟）是由我们欧洲人之间反对权力、反对武力、反对强权政治所推动的。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欧洲人之间的强权政治”。
博雷利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主要面向我们之间的市场一体化，市场贸易是我们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希望通过贸易发展伙伴关系，认为基于贸易的伙伴关系将给全世界带来和平和良好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换挡。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软件。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思想，因为当今的强权政治无疑是一种现实——令人不快，它并非一种疯狂。它主宰着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一个和平的地方”。
博雷利说：“我们在我们（欧洲国家）之间实现了和平，我们相信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和平的。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正生活在，就像有人说的（古代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梯尼时刻，或者像其他人说的（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时刻。我们正面临着大国的悲剧”。
博雷利说：“我们需要重新确定我们（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国家间的激烈竞争。相互依存被武器化，如果你有依赖性，这将被用作对付你的（武器），这改变了一切。其次，我们的经济方式、欧盟的经济方式正在衰落。你们美国30年前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现在你们仍占世界GNP的25%。我们大家都在增长，但你们保持了自己的规模，保持了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博雷利说：“我们？不，我们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我们面临着成为美中竞争的附带伤害的风险，美中竞争将是未来几十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这将是东南亚，尤其是中国的世纪。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你们美国转向印度-太平洋，因为你们相信，我想你们仍然相信那里是世界的新前线。而我们欧洲人，可能会成为这场竞争的附带伤害”。
博雷利说：“第三，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我们的地理位置上，对乌克兰的战争就在距离欧盟几公里的地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改变了我们的一切。我记得（欧盟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Javier Solana）和我一样也曾是富布赖特学者，他在卸任高级代表一职时说：‘欧洲从未如此安全、和平与安宁’。我今天要说的可不是这句话”。
博雷利说：“当我在对乌克兰战争开始前几周提出欧盟《战略指南针》时，我用的措辞截然不同。我说： ‘欧洲处于危险之中’。索拉纳说的是：‘我们从未如此和平与安全’。（而）我说：‘欧洲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必须提高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能力’。我的朋友索拉纳的话与我的话之间的这种差异是由一些变化造成的。在过去的四年里，这些变化是什么呢？”
博雷利表示：“首先是俄罗斯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我们设法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结束了对俄罗斯的依赖。我们40%的天然气曾来自俄罗斯。你们美国人告诫我们：‘不要这样做。这是非常危险的。普京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供应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建设管道：北溪一号、北溪二号——以便从俄罗斯获得越来越多的天然气。直到战争爆发，我们削减了40%，而今天（仅）9%。仅仅几年时间。这是了不起的。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还要归功于你们是液化天然气的一个重要供应方”。
博雷利说：“其次，我们能够建立起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远见卓识。我知道我是在一位最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面前发言。欧洲人在俄罗斯问题上曾分歧很大，但我们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团结一致。我们一致认为俄罗斯对欧洲人的生存构成威胁。并非所有人都完全同意这一定义：至少有一个或两个国家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生存威胁。但我们其他国家，尤其是靠近边境的国家，认为我们必须以这种心态行事”。
博雷利说：“第三，我们需要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安全供应方之一。也许是最大的安全供应方。如果把民事支持和军事支持加在一起，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实际支付了960亿欧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数字比美国提供的数字还要大。你们在军事支持方面要好得多，但我们在总体支持、军事和民事支持方面要好得多；即使在军事支持方面，我们也可以进行讨论”。
博雷利说：“顺便说一句，你们六个月来一直在讨论是否维持这种支持，真是可惜：这六个月可能会给前线带来巨大的变化。今天早上，我从布鲁塞尔的人那里得到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俄罗斯正在发动新的攻势，在哈尔科夫北部开辟一条新战线。战争开始前几天我还在那里，现在这里可能会出现对我们有决定性影响的事态发展，而且事件可能会在今年春天发生”。
博雷利说：“是的，哈尔科夫正在发动新的攻势，也许，为什么不呢——如果普京赢得这场战争，他们（俄罗斯）可能会破坏其他欧盟国家的稳定。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叩响北约的大门，希望成为北约成员国。芬兰和瑞典历来保持中立，因为他们深信，如果想避免被俄罗斯入侵和侵略，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北约。在战争的可持续性方面，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乌克兰需要我们的支持。每个人都希望乌克兰抵抗。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更快。（而）美国的支持推迟了六个月，我们在提供弹药方面的支持也出现了一些延误，这可能会造成令人不快的结果，而且无论如何，都要以生命为代价，大量的生命”。
博雷利说：“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欧洲人确实非常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坚持同样的安全优先事项？这取决于谁将入主白宫。这是你们的事，但这将影响到全世界，尤其是我们。我们正关注美国会发生什么，因为仅靠我们欧洲人肯定难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们继续战斗所需的支持”。
博雷利说：“战争开始前一周，我在乌克兰总理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他（乌总理什米加尔）问我：‘他们（俄罗斯）会入侵我们的。在边界的另一侧，有15万军队，携带重型武器，而他们却不在那里喝咖啡。他们会入侵我们。当他们入侵我们时，你们会怎么做？你们会帮助我们吗？你们当然不会为了保卫基辅而让年轻的欧洲人去送死。但你们会为我们提供保卫祖国所需的武器吗？’”
博雷利说：“当时，我无法回答。但后来，是的，我们坚定一致地回答了支持乌克兰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欧洲人和美国人必须继续坚定地走这条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之后，另一条战线被打开：加沙。加沙的可怕局势令我们极为震惊。2008至2009年，我曾去过加沙；我认为，这是加沙第三次或第四次遭到破坏。但这一次，加沙被摧毁殆尽，完全夷为平地。人们正在死亡、挨饿和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博雷利说：“是的，我们尽可能提供人道主义支持。但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支持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在加沙发生的不是自然灾害：它不是地震，也不是洪水，当你来帮助遭受灾难后果的人们时。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我们正尽我们所能推动达成停火；让人质回家，当然；让人道主义援助更好地进入加沙”。
博雷利说：“你们可以像我每天早上一样，通过卫星观察边境。你们可以看到1000多辆卡车在排队等候，以便能够进入边界，而在边界线的另一侧，有几十万人——据联合国称——处于最严重的饥饿状态。我们必须启动一个政治进程，赋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权力。我看不到任何其他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大声并清楚地表明，摆脱这场悲剧的唯一途径是达成两国解决方案。尽管这可能非常困难，但事实如此。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阻止这场悲剧，它仍将是人类意识中的一个污点。如果我们想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享他们为之奋斗了100多年的土地，我看不到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阻止一代又一代人的葬礼”。
博雷利说：“在加沙，欧洲人的分歧很大。除个别情况外，欧洲人在俄罗斯面前非常团结，在从政治、经济和任何角度支持乌克兰方面非常团结。在加沙，我们分歧很大。看看几天前联合国的表决，或者说停火表决：（欧洲国家）18票赞成，2票反对，其他人弃权。由于历史原因，你们很容易想象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我们已委托美国寻找解决方案。我看到美方对继续参与寻找解决方案感到有些疲惫。我们正试图与阿拉伯人民一起推动阿拉伯和欧洲的合作，使两国解决方案成为现实。同时，释放人质和提供人道主义支持。但这肯定是不够的”。
博雷利说：“展望未来。我认为欧洲人必须加强我们的战略责任。我们必须增加国防开支，更好地分配我们的共同资源。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联邦国：我们是27个主权国家，拥有27支不同的军队。我们的军费开支是俄罗斯的四倍。理论上也和中国一样多：我说‘理论上’，是因为事实上没人知道中国的军费开支有多少。但我们是以分散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而且我们正在努力，我正努力在北约内部建立一个（欧洲）支柱，因为除了北约，欧洲的领土防卫别无选择。但我们必须在北约内部变得更加强大。正如我所说：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博雷利说：“然后，我们必须调动我们的资源，以防止欧洲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也关系到你们。如果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差距拉大，我们的储蓄就会涌向美国的资本市场，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更广泛、更深入，能源成本也比欧洲低得多。美国政府为重振经济、反击中国而作出的一些选择，例如《通膨削减法》，可能会给欧洲企业带来麻烦，因为这无疑将是一大笔巨额补贴。我们不应该参与补贴战争。这正是我们指责中国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你们也在这样做”。
博雷利说：“当我与美国朋友交谈时，他们告诉我：‘你不满意吗？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在乎。和我们做一样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联邦国。我们没有五角大楼，也没有美国财政部。那么，谁会拿出3000亿或4000美元，不知道是多少？谁？（欧洲）没有一个联邦当局。如果我们让每个成员国以自己的能力去做，那么我们就会打破我们的内部市场。因此，要做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不容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显然是强有力的盟友，但我们并不一致，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
博雷利说：“这让我再次想到中国问题：房间里的大象。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加沙，每天都在谈论乌克兰，每天都在谈论俄罗斯。我们关注萨赫勒，关注非洲，关注拉丁美洲。我们对中国谈得不够。和你们一样，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制度性问题。市场规则被安全和政策规则所压倒。市场准入受到限制。新的投资机会低于预期。没有新的欧洲企业进入中国经济。在那里的企业，它们会留下来。但新来者正在东南亚寻找其他地方”。
博雷利说：“中国正向我们大量供应电动汽车，就像他们在生产太阳能电池板上所做的一样。欧洲80%的太阳能电池板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且，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电池和电动汽车上。一切都与数字革命有关。在石油和碳氢化合物方面，我们曾非常依赖俄罗斯。现在，我们在数字革命所需的关键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亚于过去在碳氢化合物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
博雷利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得非常好。仅在一年之内，他们利用可再生能源创造的发电能力就远超过了美国的历史总和，你们的历史总和。尽管如此，他们仍有60%或70%的能源消耗来自碳氢化合物：煤、石油或天然气。但他们需要一切。他们什么都用。中国产生的二氧化碳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因此，如果没有中国的坚定承诺和参与，就不可能找到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博雷利说：“我们说中国是对手，是伙伴，也是竞争者：三者同时存在。像这样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但我想坚持这一观点：我们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调节变量，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可能失去美国市场的问题。如果中国失去了美国市场，他们就会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欧洲。我们不能成为这一对抗的调节变量”。
博雷利说：“请学习地缘经济学的人不要把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内部失衡混为一谈。只要中国经济在内部消费和生产之间出现严重失衡，他们就不得不通过出口来寻求解决办法。这就涉及到竞争力和相对优势的问题。但欧洲的公众舆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欧洲工业的解体。你们也如此”。
博雷利说：“因此，如果中国反应不够积极，我们就必须像你们一样保护我们的产业。但是，在斯坦福这里的重要信息是，我们必须努力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行事。如果你们这边这样做，我们这边也这样做，那么我们将各自付出调整的代价。因此，在中国面前加强协调应该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为了平衡这个世界的挑战而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博雷利说：“是的。我们必须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权力不仅是军事力量。但它也是军事力量。因此，我们（欧洲）必须提高我们的军事能力，但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拥有的所有工具采取行动。我们还有很多工具。我们必须建立使用这些工具的政治意愿，就像我们在俄罗斯面前所做的那样，面对世界的挑战，增强我们的战略责任。这不是奢侈品。这不是你有或没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的价值观，这是不可或缺的”。
演讲最后，博雷利表示：“我曾经说过，在欧洲，我们能够将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凝聚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你的邻居没有吃晚饭，你就不可能在家里感到安全。家庭安全取决于社会凝聚力，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力量。这与政治自由相辅相成。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竞争，不仅是军事手段的竞争。这也是征服人民思想的知识手段。中国和俄罗斯正花费大量的资金和能力，以发展一种关于哪种政治制度更好的叙述。这是最重要的一战，自由世界不能输。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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