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号凌晨，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朱厚泽的名字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联，代表着一个令人怀念的、温暖而又短暂的开明时期，他的离去，引发网络舆论的一片哀叹之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八十年代中期，朱厚泽从贵州调任中宣部长之际，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对此，中国改革网上作者钱钢的文章回顾说，1986年的中国到处都充溢着解冻气氛，主流传媒上出现了大批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例如，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专访《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当时那种活跃的政治气氛，六四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朱厚泽在胡耀邦辞职后也很快卸任，离开了政治中心。对此，学者余世存的回忆文章写道，1987年1月28号，邓力群带着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来到中宣部，接管 “三宽”部长朱厚泽的职务。邓力群先介绍了王忍之，随后，朱厚泽在简短的告别讲话中表示：“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紧跟着，邓力群便以胜利者的姿态挑衅说：“不必历史评说了，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钱钢的文章接着说，2009年3月，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能发表的文章中，朱厚泽写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上却是在压榨老百姓。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实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度增长，同时产生了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却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还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势必会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却富了当官的，如果权力没有制约的话，官员们就肯定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早在2006年，《炎黄春秋》杂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朱厚泽就曾发言指出：刚才李锐同志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尽管《炎黄春秋》有这么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要刊登一篇陆定一同志去世之前的谈话，作者和编者还不得不把他老人家谈话中的某些个别内容进行删节或改头换面，才便于发表，这能不让人感到一丝悲凉吗？所以，我就在想，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2006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与此同时，一位曾有幸与朱厚泽先生接触过几次，并经常通过手机短信交流思想的学者张耀杰，也回忆说，我曾向朱先生谈到，自己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所谓的“旧民主革命”与“新民主革命”。从汤武革命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中国革命一直都是在利用所谓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以及“天下为公”和“改朝换代”等神圣名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从事着救天下、打天下、抢天下、坐天下，以及治天下和私天下的专制型革命。对此，朱厚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支持了我的基本观点，他说：“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全部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要知道，共产党斗争自己人是最厉害的，中国人斗争中国人也是最厉害的，因此，你不加入这个党，就是最好的个人选择”。
有文章说，朱老2007年11月在北京一次会议上的即席发言中提到，他初到中宣部时不敢讲话，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就叮嘱他“放开一点嘛”。后来，朱老曾经这样回忆，“当时(在‘清污’的背景下) ，我的办法就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三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是一种策略，也不仅仅是策略，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 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
《南方人物周刊》上作者安库雷的文章接着说，与朱厚泽在中宣部共事的郑仲兵先生记得，他有一次曾当面质疑朱：“你要搞三宽，必须先要排除不三宽的环境。”朱严肃地回答他：“我的三宽，也包括对反对三宽的人的三宽。”郑仲兵清楚地记得，当年那两任中宣部部长的宽容，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胡耀邦任部长时，他们下到地方，“很多人都愿意和我们中宣部的人谈思想，讨论问题”。而朱厚泽虽在任不过一年多，“但就像闪电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压抑给打开了”。
郑仲兵又说，跟老人家交往多年，印象最深的，一直是他的厚重、大气和智慧。他曾站在时代的潮头，用全部的生命去搏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但命运不给他机会。其实，那时他的要求并不高，宽厚，宽容，宽松，不过是给沉闷的斗室注入一缕清风而已，并不是马上破门而出。但就是这么卑微的要求，竟那样石破天惊，让他付出了几乎是一生的代价。
但老人家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责任，也没有放弃对中国道路的关注，不能不作为旁观者，但他反而更加目光如炬。很多评论说他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但事实上他早已经超越了开明的层次，他是1980年代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却并没有停留于1980年代。回归平民生涯之后的20多年，是痛苦思索的20多年，他在思索中一步步地完成了对自己的思想革命，凤凰涅槃，最终彻底融入了现代文明。那么坚毅，那么决绝，他因此也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思想水平，站到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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