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自杀潮暴露中国经济模式脆弱性

法国《世界报》经济版今天刊登了一篇评论富士康集团深圳工厂发生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叫做“富士康员工自杀潮暴露中国经济超级发展的脆弱性”。这篇由《世界报》驻中国记者彼得罗莱蒂（Brice Pedroletti）发自上海的报道指出，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中国，其南方沿海地带大量经济开发区的繁荣和发展，主要依靠内地大批流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这些离开农村，离开家乡，投入中国经济建设大潮的农民工，希望进城打工挣钱，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但随着中国式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它严重的弊病，农民工的“淘金梦”也破灭了。深圳富士康最近发生的一连串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文章指出，富士康集团在深圳的龙华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加工厂，员工多达30万人，生产世界上最抢手的电子产品，但这座电子工业城却传出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不仅让人看到了这家工厂“忧郁”的内幕，还暴露出“中国式经济超级发展的困境”；这些事件同时也说明，“在一个既没有独立工会，也没有中介机构的体制内，工人根本没有任何途经要求保护自己的权益”。

文章指出，这些事件引出的思考是，中国今后如何寻找新的模式来替代目前单纯利用流动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加工厂”模式。文章援引上海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分析指出，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也许会促使人们思考，反省中国社会经济模式弊端，从而成为“就业市场转型，户籍制度改革及劳动权益保障体制改革的转折点”。

年轻农民工沦为脆弱的一代

《世界报》文章认为，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重新平衡其经济发展，使之从纯粹追求高速增长向消费型转变。但目前中国的体制却难以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社会体制无法使大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这些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由于低工资低收入，加上“户口”制度等的限制， “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

文章指出，在中国，新一代流动人口都希望比他们的上一代打工仔有较好的工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以便能够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低工资和户籍制度等的限制，他们不仅无法实现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梦想，反而沦为脆弱的一代。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带来的社会不安正在日益扩大。富士康深圳工厂连续发生的十几起员工自杀事件，只是这种社会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侧面。

文章指出，到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打工的年轻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在极其苛刻的工作条件里打工，领取低微的工资，又要拼命攒钱，是为了能有一天能自己做生意赚钱，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设厂的企业和老板，正是利用了流动农民工的悲惨地位，同时也利用了社会不向这类人提供基本保障的体制弊端，使他们的工厂成为现代社会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世界加工厂”。

文章援引相关报道指出，在富士康龙华工厂打工的工人，不仅经常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每月基本工资也只有900元。文章援引香港一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像目前中国深圳许多工厂的工人基本工资，至少要提高50%，才有可能让工人有条件在城市里生活。

富士康给工人设立的娱乐场所“减压仓”

《世界报》文章指出，深圳富士康为大规模利用劳动力而创建的生产模式已经到了令人感到滑稽的地步，不仅整个龙华厂区沿街设有商业店铺，园区内还有专门供员工使用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和被称作“减压仓”的娱乐场所。富士康集团在深圳的一名发言人曾经这样描述：“我们的工厂既是一座工厂，也是一座城市，基本单位不是家庭，而是宿舍。”这种集中数十万廉价劳动力的宿舍型密集工业园区，即使设立娱乐“减压仓”也不能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所发生的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只能说明，这种“世界加工厂”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九名中国社会学家已经联名上书，呼吁政府“立即停止这种牺牲人的基本尊严的发展模式”。

《费加罗报》经济版今天也刊登一篇时评文章，标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垂涎新兴大国” 。文章一开头就提问道，在今日世界经济秩序里，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能够代表全球经济吗？

这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正在思考的问题。文章报道说，经合发组织打算扩大，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这些崛起的新型经济体吸收为会员。

加入经合发组织的国家，须在政府及社会管理方面要达到民主化、透明化等标准。《费加罗报》文章指出，俄罗斯已经提出申请加入，批准程序正在进行之中；而中国尚未具备相关标准，也没有提出申请。据经合发组织官员说，该组织对吸收中国和巴西很感兴趣，也很积极。中国这样的国家，只要在相关标准方面作出一些“强化保证”，可以考虑吸收为会员。《费加罗报》同时也评论说，经合发组织的这种做法可能是讨好中国，因为中国是参与决定世界经济问题的20国集团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