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士康自杀事件解读中国模式

继校园系列杀童案之后，深圳台资企业富士康发生的连锁自杀事件，再次将媒体的焦点聚焦于中国社会。

富士康在2006年曾以起诉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并索赔三千万引起媒体注意，此次又因企业员工连环自杀重返中国舆论热点。前一件事显示了该企业面对公共舆论的强悍，后一件事则折射出富士康管理制度与人性的冲突。这两件事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却均是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发生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提问：富士康企业员工连续自杀同当下的中国社会环境有着何种关联？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关联？

对于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海内外媒体已有大量解说和评论。指称富士康管理模式有问题，乃是现代“血汗工厂”者有之；认为富士康所在地深圳市应该负责任者有之；批评中国政府没有能够创造健康环境保护员工利益者也有之。同时也有专家认为中国本身就是自杀大国，富士康自杀并没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因而自杀乃是由于自杀者心理素质薄弱。总起来看，对富士康连锁自杀的解读大体可分为从富士康内部找原因和从社会环境上找原因两派。

“企业办社会” 的极权思维特点

从富士康内部找原因的论述指出了该企业的诸多问题，其中有富士康以“企业办社会”的说法较具概括性。所谓“企业办社会”是指富士康40万员工蜗居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以流水线管理为核心，为员工提供一整套工作、生活、文体活动设施以及严密的保安措施。富士康集团为员工打造了一座效率极高的无所不包的“城中城”。
由企业包办一切的管理模式具有一种极权思维特点。富士康虽属台湾企业，但在这一思维方式上却同大陆共产主义全能国家心有灵犀。长期以来，极权思维以各种名目，征服了世界各地区的众多国家。以种族纯洁的名义，希特勒试图建立纳粹极权国家，征服整个欧洲；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试图创立新社会，彻底消灭旧人类。

作为一个企业，富士康没有改变社会的雄心，但却深通资本与控制的奥秘。以极权加资本，一定可以达到超高的效率。当然，“企业办社会”与极权国家难以相提并论，但是在由企业统摄员工吃穿住行与由国家统摄社会、取消个体这一点上二者异曲同工。这或许是富士康这种管理模式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深层原因。二者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即凡属极权思维均无视人性的存在，忽略人性的千差万别。这是无论是国家吞噬社会的极权主义还是“企业办社会”的极权思维均不可能成功的原因。

“低人权优势”模式不可持续

针对富士康事件，中国九名社会学家联署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可以看作是从社会背景寻找富士康自杀事件原因的代表作。对于这些社会学家来说，富士康自杀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国三十年来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价值的弊端。

近期以来，中国部分学者以及海外舆论津津乐道中国模式。中国自己宣扬中国模式的理由是民族主义和功利性的，指称这种经济开放、政治极权的模式正在将中国由一个经济弱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崛起正在成为现实。非洲等地的一些专制国家赞颂中国模式，是因为这一模式使他们看到了维持专制的希望；而欧美的赞叹之声则更多的是从中国模式的镜子中看到了西方民主缺乏更新的活力。

所有这些赞词的共同点均是对中国模式效率的赞颂，均忽略了对这一模式价值内涵的检讨。上述中国社会学家明确提出，中国模式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包括富士康自杀事件在内的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暴力与人性扭曲案例正在提醒舆论，从人性的角度，从人的尊严和权利的角度，从人的生命价值的角度，这种效率不仅不是优势，其实正是这一模式的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