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周播出了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有关中国民众法律意识增强与律师、媒体推动中国社会维权潮流的访谈。在今天的节目中，江天勇先生进一步就此话题深入陈述中国社会以维权潮流为主线的社会变动，尤其是这种变动对对政府的影响和冲击。江天勇律师也谈到在维权过程当中国保警察内心世界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宪政改革前景，发人深省。我们的话题从媒体与律师的关系继续深入，就中国对媒体和律师管控的严密程度，以及媒体报道真相的动力，江天勇律师回答说：
江天勇：确实，中国的媒体比我们律师这群体束缚得更紧。因为我们和很多媒体、很多媒体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比我们内心更痛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痛苦？第一个，这些写报道的记者，他们平时是非常善于思考的。我觉得人的自由精神是天生的。无非是有些人，那个部分是不是被开发 。媒体人一样，他有本能的要求。他平时写东西要思考。再一个媒体人是了解事实的一群人。知道真相的一群人。人撒谎是很痛苦的，这些人你整天让他为了正面形象，服从大局，把事实给“和谐”掉，把真相给掩盖掉，我觉得，偶尔干一件还好，老这么干，内心是很痛苦的。一个人，知道自己撒谎是很痛苦的，所以这些媒体的朋友，他们总是试图想办法，能尽量多说一些真话。冒着丢饭碗的风险，遭处分的风险，总是试着有所突破。所以我觉得，这种职业决定了这群人有这样的思想，他们本身是很自由的，这样的人官方整天去限制他们。
媒体人从来都比较了解真相，我们知道六四的时候，那些媒体里包括《人民日报》，这些记者们，《央视》的记者们，他们也是对于说真话特别渴望。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比一般的人了解中国的真相。他们被压抑到什么程度，他们会难受，他们会试图去反抗。还有，每一个从业者性格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另外，现在有互联网，各个媒体的空间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人民日报》，这样的一些大的报纸能够整个垄断媒体空间，现在做不到。《CCTV》意味着什么，人民日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谎言，这也给了其他的媒体更多的空间，生存的空间。
现在我们觉得，对媒体的打压，对网络的管控，是越来越严。但不时的还是有很多事情，惊人的事情报道出来，我觉得媒体人也是左冲右突，试图在警戒线附近，有所突破。所以说，他们从来都是比较知道真相，现在环境还是好了一些，途径还是多了一些，甚至有些媒体，这边体制内的媒体报道不出来，消息弄到外网上。总之，如果一个人想要信息的话，总能找到。
法广：说谎话很痛苦，你和警察，政法，尤其是政治警察国保打交道还是比较多，他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良心上的痛苦？
江天勇：我觉得，他们这些人被洗脑得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和他们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也在变化。他们一开始觉得，他们说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基层的，派出所的这些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上面让他们来看着我。
下面的信息是需要向上汇报的，上面的信息是不给下面共享的。所以说，他就被要求执行任务，把我看住，不让我出去，至于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搞不清楚。或者，他就觉得这就是个捣乱分子，不稳定因素，维稳对象。随着慢慢打交道时间长了，他那种代表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来对你进行管控的，这种头脑里面的那种优越感没了，慢慢也发现了，这群人是什么人，干什么的。然后在打交道过程中，我们也有互动，也有交流，不管是什么方式，有碰撞、冲突、矛盾，有时候有对话、争论，也有坐下来谈的。总之会对他们有影响，他们会逐渐地明白，这里面很多事。而且，随着维稳对象越来越多，他们也开始骂。他们骂，这干得什么事？警察也说：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你告上面去。但总之一点，你现在别和我为难，我现在任务得完成好，不完成好，我饭碗怎么办。
每一个特殊时期，他们也是疲惫不堪。我觉得，这个机制这么运转下去，维稳对象越来越多，基层的警察，越来越不堪重负，这种机器的运转方式持续不了。照这样的话，财政的负担也会越来越大。就算不会有其他事情，这样运转下去也会崩溃的。
法广：现在中国社会，有上愚下智这样的说法，也有公民自我启蒙，或者民启蒙官的说法，从思想的演变来看，整个大趋势，你的评论还是乐观的？
江天勇：我对未来的判断是非常乐观的。很多人仅仅看到，打压越来越严重，空间越来越小，从这方面去看。我也注意到这个现实，但是看问题，有时候需要反着看，为什么会这样？当局采取了这些措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恐惧、虚弱、不自信，他内心有危机。
另外一个角度，不会因为他这么做了，问题就解决了。他那个机制是不断产生问题，老问题解决不了，新问题不断产生。利益受损群体越来越多，所以说中国社会，往前发展变化，你现在看起来，当局好像是掌控者，但这种往前的变化，绝不是他的意志能掌握得了的。现在看到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的稳定，不是矛盾被解决以后的稳定，是彻底的压抑的稳定，你现在告状，抓起来，判你，拘留十五天，劳教两年，判你三年。基本上，这些人三年之后出来照旧。照样去，没有说怕了，不干了，极少。所以说，这个公民维护自己权利的诉求是越来越大，这个来自民间对社会的推动力，原动力，是越来越强。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使这些力量理性化，秩序化地去维护权利。而不能使这个群体，积怨越来越深，仇恨感越来越强，越来越绝望。这样会成为一个毁灭性的根源，会摧毁一切。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无论是异议人士也好，公共知识分子也好，发出的声音应该是引导这些民众，既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又要按照现有的法律。而我们所做的事情，参与一个个群体，去维护权利，告诉他们法律的规定，把法律运用起来。不说很多，还是有一些进展，即便没有进展，没有得到最后的结果，要让民众明白，不是法律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我所服务的很多对象，他们，即便官司输了，他们不会说，律师就是骗钱的，他们明白了问题在哪里。他们的目标，从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到也追求个人利益，也追求社会的改变。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稳步地向前推进，中国就会有希望，民间能够真正成熟。这些臣民，或者说，潜在的暴民，会逐渐地变成公民。真正到了临界点，中国民主化的契机的时候，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的社会才能建立，而且，我们就这么往下推进的话，也一定能建立，所以我是很乐观。
法广：你一边说刚性的稳定，一边说大家的维权意识在觉醒，那是不是有一种突破的可能？一场革命把整个制度掀开，重新再走一次？
江天勇：04年还是05年，我参加一个公民培训的时候，讨论过这问题。其实我们存在一个与时间赛跑的问题。
其实清末对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清末危机出现后，王朝本身也意识到应该改变，他们也开始在立法，走宪政的道路，派大员到西方考察，回来搞立宪。但结局是，来自朝廷这边推动的力度还是不够块，当然我觉得比我们现在还快，他很多的东西立法的东西，比现在做的还要好。但是还是不够快。矛盾长期的激烈，到了爆发的时候，结果我觉得，通过理性这样的途径，像梁启超他们这群人，君主立宪派没有跑赢革命派。导致中国走向了通过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道路。
我觉得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很苦恼，政府不断地制造矛盾，制造仇恨，加深积怨。从某种程度上，它把民众向暴力的方向推进。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非常尽其所能地用自己的执业，要民众通过理性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也希望多少给他们带来希望。这个希望绝不是说，安抚他们，使他们稍安勿躁，而是让他们看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和平、理性的，不是过去那种暴力摧毁一切的。现在存在问题是，民众在多大的程度上为明白人所引导，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包括刘晓波，08宪章，包括现在的维权律师群体。这部分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引导民众，还有一批人也在鼓吹暴力，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在客观上和那些煽动砸烂一切的，比如薄熙来，非常恐怖。谁跑得赢谁，是个问题。我是特别的主张，大家，这些明白人怎么在各自的位置上，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从社会的公共层面去发挥作用。我们今天怎么去努力。决定机会来了之后，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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