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现象 : 从国家官僚体制走向公民社会

法国“中国问题”网站（questionchine.net）7月12日刊登法国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弗朗索瓦•丹茹（François DANJOU）撰写的《从国家官僚体制走向公民社会  一个非典型官员的经历》（De la bureaucratie d’Etat vers la société civile）一文，讨论中国媒体热议一时的政府高官王振耀弃官当教授之事。

文章开篇指出，在专制体制国家，凡是在国家机器以外，以自主方式组织社会生活的民间社团、行业机构、工会以及非政府组织，都受到严密的监控。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处于高压状态的政权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和监视有组织的抗议运动，因此任何来自公民社会的反应都很薄弱，现在除了互联网可以表达意见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言论空间，而通过互联网表达意见也往往是以蒸发和匿名的方式。但是，随着人们怀疑精神的不断扩大，制度本身也逃不脱一个规律，那就是政权和公民社会之间产生某种顿挫。

文章认为，最近中国媒体热议一时的中国民政部高官王振耀辞官当教授，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王振耀出生在河南农村农民家庭，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后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一度进入中共著名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进中国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任农村处处长，见证了中国脆弱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个月，他又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但不久前，56岁的王振耀主动请辞，结束他在政府做官长达20年的官场生涯，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应著名功夫片演员李连杰邀请，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辞官去做教书匠的政府官员并不多见。像王振耀这么一个主动从体制内部出走的人物，如何评价？一时难以盖棺定论。中国媒体说他是一个“官场上比较孤独的人”，又说他是“一位疲惫的官员”，在最近十年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期间，见证了中国许多体制和制度的生成变迁，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也承受了迅速膨胀的慈善事业带来的种种压力。有人认为，王振耀是“看破红尘”，要彻底返回民间，为建设中国公民社会添砖加瓦。也有人认为，他或许是官场不得志，因为中国政府机关内的司局级官员，退休年通常限在57岁至60岁不等，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还没有升迁机会，就会考虑退休或转到新的去处。

中国问题专家丹茹认为，中国官僚体制内辞官现象还相当少见，出现这么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这个主动抛弃乌纱帽的官员或许可以说明，不仅中国老百姓希望建立能与政权相制衡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官僚体制内部的开明人士也意识到了弃官归民，以实际行动去推动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如果王振耀辞官事件是朝向这么一个方向，那也许就意味着中国“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丹茹在文章里指出，王振耀是个学者型官员，拥有多个文凭，包括北师大政治学学士和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头衔，还在美国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过公共管理，可以说是中共经改以来所竭力标树的时代人才。而在民政部任职期间，他为推动中国创办贫困人口互助基金以及建立救济制度曾经立下汗马功劳。

就是这么一个体制官员，为什么要弃官去当教授呢？丹茹认为，这要从多方面去看。首先是王振耀有“紧迫感”，他长期在民政部主管社会救济，比其他官员对中国社会底层有更多的了解，他不仅看到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不仅看到中国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退休金，他也有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文章还引述了王振耀的一句话。王振耀说：“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贫困，而是私人财富的积累。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中国将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

文章认为，王振耀从那种只考虑宏观经济和统计数字的冷漠的国家官僚体制中抽身出来，是因为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中国，你“不能再等待政府有什么行动，必须鼓励公民社会扮演更大的作用”。

不过文章也指出，王振耀虽然主动回到民间，以期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但他也意识到会有很多阻力，对很多事情也并不乐观，有不少同事就把他看作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但是，在专制体制国家推动公民社会，是一项需要有耐心的事业。文章作者认为，王振耀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才按自己的方式去呐喊和行动，要求政府调整社会优先目标，不要一味地追求修建高速公路或提高经济统计数据，而是优先考虑公民的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不仅在经济上，社会层面也一样，要求当局对公民社会松绑，警察不要再监视人民；建议社会组建自发捐赠制度，呼吁富人从自己每年的收入中捐出10%，用于设立国家互助金库，等等。

当然了，法国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丹茹对中国体制官员重归民间现象个案的分析不无见解，但分析毕竟只是一个分析，或许更是一种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