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的政治拐杖能走多远？

 中国总理温家宝8月21日在深圳考察期间罕见地发出政治改革的呼声，令外界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一周后（8月27日）温家宝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再次高调谈及政治改革。

温家宝2008年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 图片/路透社

温家宝说，中国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大体而言，温家宝在涉及政改方面讲到三个问题：一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二是“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三是不能停滞和倒退，“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

温家宝的政改讲话，是在官方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从场所到内容，似乎有所准备，但方式含蓄，给人的印象是“话藏深意”，欲言而不能尽言。这种政治上的迂回和孤独，就好像一个年龄还未到需要拐杖的人，被迫拄起拐杖走路。

温家宝的讲话似乎没有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他的说法中也没有提出很具体的建议。中国民间研究机构“安帮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在一篇评述文章中认为，改革的宣示应该由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发出，而“不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吹响冲锋号”，温家宝这次提出政治改革虽然“语气热烈，但声音显得有些孤单”。我们现在尚不清楚温家宝提政治改革的背景，包括是否得到胡锦涛的首肯，抑或只是温家宝的单枪匹马，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管怎么说，他这次讲话还是激励人心，引起很多猜测。

“六四”以来第一个重提政治改革的中共领导人

首先，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虽然第二天中国官方、半官方媒体都作了报导，但都刻意淡化处理，不提他谈政治改革的内容。深圳电视台关于温家宝考察深圳的长达九分多钟的特别新闻中，并没有提到他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而官方媒体从新华社到当地的《深圳特区报》，也都尽量删除温家宝讲话中提到的“政治改革”词句。他一周之后在北京的第二次讲话，官方新华社倒是做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除了“规范权力运行和防治腐败”，“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之类涉及法治的笼统说法之外，并未见温家宝有关政改的更具体的意见。因此外界怀疑，温家宝的政改说法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温的讲话倒是在中国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反响。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北京密云水库召开了一个有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温家宝深圳谈话”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崔卫平等人认为，温家宝代表体制内上升的力量、民主的力量，他的深圳讲话堪比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甚至有人认为，温家宝的讲话与“零八宪章”的思路是一致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响，是因为温家宝是“六四”镇压以来第一个重提政治改革的中共领导人。

近年温家宝刻意为自己打造“亲民总理”的形象，有时候在一些场合的表现显得过分，由此招来一些人的讥笑。余杰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就把温家宝讥为官场“戏子”。余杰称其用意是中共领导人应该允许批评并听取公民的批评意见，这固然不错，但在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余杰拿温家宝开刀，似乎是打错了人。

这里暂不说温家宝的深圳讲话是否与“零八宪章”思路一致，但把温家宝的讲话同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相提并论，似乎驴唇不对马嘴。邓小平当年虽然顶住党内左倾风暴确定继续经改的路线，但他从未提出过实行政治改革的主张。邓小平当年推行的是不管“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经济路线，当时被称作“硬道理”。此外不要忘了，早在1982年，在邓小平本人策动下，中共就已以违宪的方式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序言。从那以来，共产党体制及其绝对领导权，谁都不能触碰。只有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但推行一年多就因“六四事件”而半途夭折。

中共自1987年十三大以后再未提过政治制度改革，“六四”以后更是全面推翻赵紫阳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计划。温家宝这次讲话之所以不同寻常，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自“六四”镇压以来第一次有中共高层领导人公开出来重提政治改革；其次是他的讲话选择在深圳特区30周年之际，似有对邓小平既定路线提出反思的意味。而在经改深化，社会面临制度重建的时刻，温重提政治制度改革，令人想到当年的赵紫阳。

赵紫阳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只管党，党不管政”。至今中共党内没有一个人的改革主张超越赵紫阳的纲领。如果按照赵紫阳的纲领，中国在经改的同时必须有另一场平行的革命，即经改与政改并行；只有这样，中国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才能确保社会现代化。自1989年赵紫阳落难之后，再也听不见政改的声音，中共改革派整整倒退了20年！

邓小平的经改路线已经过时

我们现在很难说，温家宝的政改讲话是想重振赵紫阳时代的一些政治改革纲领。但北京出现的一些气候迹象耐人寻味。据报道，从今年5月下旬开始，北京政坛和学界流传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一文，指温家宝是“赵紫阳集团”今日的代言人。这篇写于去年9月的文章，给温家宝扣上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的罪名。而替温家宝辩护的人也出来反击。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赵紫阳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今天一些人把温家宝看做“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反映出这些人反对改革的本性。

撇开北京圈子以上种种猜测，单从温家宝30年后选择在深圳重提政治改革，也令人感觉他的提法意味深长，话中有话。至少让人猜测两点暗示：一是邓小平的经改路线已经过时。在经改30年后，邓小平当年制定的特区样板和经改政策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原因就是当时邓小平没有考虑到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政治改革，继续下去只能物极必反。二是，被奉为“硬道理”的邓小平实用主义经改路线走到今天已经出现问题，好日子并没有真正改善社会，也没有改善党的形象；相反，纯粹的经济考量忽略了制度改革和社会进步，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面临危机。温家宝甚至用可能“人亡政息”这样的词句来形容共产党前景不妙。致命的症结是，共产党统治这个社会却又无力解决体制问题，反而在制度上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利益集团控制国家和官商体制开辟了道路。而人民已经看到这种现实并深恶痛绝。今后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这就是温家宝这次重提政改的核心内容。

1984年1月，也就是30年前，被称做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是在深圳视察时确立经济特区及随后而来的全面经改政策的。当时邓小平在深圳题字：“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92年1月，已经宣布退休两年的邓小平又再次到华南经济特区视察，发表了被称作“南巡讲话”的历史性文件，解决了当时中国经改过程中爆发的姓“社”姓“资”之争。邓小平当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的两次深圳之行，虽然先后作出了决定中国经改方向的历史性决策，但他始终拒绝政治改革。

而人们注意到，这次温家宝选择在深圳重提政治改革，讲话中几乎不提邓小平的名字。温家宝虽然肯定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必由之路；但他同时指出，在这条道路上，停滞和倒退将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温家宝还说，“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怎样纪念邓小平设立深圳特区30年？今日的深圳模式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温家宝所说“停滞”有何指？停滞，就是共产党在改革的道路上不再往前走。其实，中共党内有远见的改革派对纪念深圳模式毫无兴趣。邓小平可能预想不到，深圳在经改30年后，变成了社会和政治上完全僵化的一座城市，一座衰落的、但依然存在的“世界加工场”，一堆缺少文化气息的高耸入云的钢筋混凝土，一个不成气候的股票交易中心，一个率先推行网络审查的样板城市，一个由市长（前市长许宗衡）带头卖官鬻爵的国中国。总之，一具戴着繁荣面具的美丽僵尸。

“违背人民的意志”指的又是什么呢？今天，中国人民的意志并不单纯是分享经改果实，而是要求有一个自由、公平和正义的社会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财富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问题；进一步讲，这只能经由政治改革去实现。经改之后，最终还是政治社会决定中国的未来。所以温家宝明确地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期待共产党实现政治转型是不现实的，但只要共产党内部还存改革派，政治改革的前景就不能排除。赵紫阳就是一个曾经的例子。直到今天，“党政分家”，即共产党放松对社会的钳制，把社会还给公民，仍然是共产党改革派所能提出的最激进措施。

胡温体制面对的现实：利益集团和官商体制瓜分经改成果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不仅推翻赵紫阳最大胆的“党政分家”政改纲领，还全面恢复和强化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控制权。从那以来，除了朱镕基的国企整改以及一些涉及行政制度的改良之外，任何改革都在废止之例，谁都不能触碰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绝对领导权。江泽民不仅以最有资格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自居，还滑稽地模仿邓小平等中共历史性领袖的做法，借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的机会，把自己的所谓“三个代表”作为“重要思想”塞入宪法。

江泽民主政时代，是中共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上最平庸和最黑暗的一个时代。首先是共产党不得不在全国人民面前继续掩盖“六四”的鲜血；其次，在邓小平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主导下，不惜牺牲多数民众的普遍利益来换取经济成效。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这种政策的最好体现。

朱镕基出任总理之初曾经被西方看好，以为是中共“改革派”中有政治头脑的理想主义者，但事实最后证明朱镕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抱负。他以某种休克疗法成功完成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却使数千万下岗工人沦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牺牲品。

朱镕基时代一波波被迫提前下岗的“失业大军”，直到胡温上台之后，迫于日益高涨的社会风潮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社会不稳定风险，不得不通过提高退休金及筹建基本社会保障等“亲民”措施，才得到微不足道的补偿。

但是，在经历30年经改之后，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中国遇到了经改带来的新问题：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边陲和少数民族区域与内地形成巨大反差。更严重的是，由于改革没有触及制度深层结构，国企整改和重组之后迅速形成以“中央直属企业”（多达169家）为名的更大型的官营体制和高度集中财富的国家资本主义，加上历届领导人为控制核心利益在官营体制各个要害部门安插“太子党”，出现了利益集团蚕食和瓜分经改成果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中，共产党本身与资本主义会合形成官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官商体制的蔓延加快了社会政策的失败。这就是胡温班子上台后被迫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也是温家宝之所以在“六四”镇压和赵紫阳政改失利21年后，重提政治改革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