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思考

2010年10月8日下午5点，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作家刘荻在网上看出评论文章，题目是：我们不是为了反对  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而作。

刘荻的文章说，当时我正在北京玉渊潭南路刘晓波住所所在的大院门口等待消息，那里挤满了麦克风和摄象机。晓波获奖的消息传来，现场一片喧腾。有记者问我：“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的未来有何影响？”我说：“我们无法预测这件事会对将来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很高兴，现在我们都high了。”

当然也有人不高兴：不仅中共对刘晓波获奖一事做出了愤怒的回应，就连某些海外的“民运人士”也对刘晓波获奖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这令我想到：激烈反对往往反而是过于重视的表现。中国人其实是非常重视诺贝尔奖的，每年一到诺贝尔委员会公布获奖者的季节，中国媒体都会纷纷刊登文章，讨论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人还要多少年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等等；当然也会有人说诺贝尔奖不算啥，中国人太重视它了，云云，但是这种说辞其实也是诺贝尔奖热潮的一部分。同样，激烈反对晓波获奖，其实也说明这些人十分重视刘晓波和诺贝尔奖。

我由此想到我们对中共的态度。虽然我们必须直言不讳地表达反对意见，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全体公民共同生活于其中的更美好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许多东西；过于强调反共，其实也是对中共过于重视，甚至是被中共牵着鼻子走的表现。《08宪章》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它没有像一些文件那样，陷入对中共的激烈批判和愤怒谴责，而是大胆提出了六条基本理念和十九项基本主张，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了愿景。

反对运动不光要反对，也要注重建设性，听上去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这一点其实十分重要。本人与他人合译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一书提供了不少有关的理念和经验教训。

非暴力抗争的理念，最初似乎来自亨利 大卫 梭罗和列夫 托尔斯泰等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不与国家权力合作”的主张。20世纪刚刚开始之时，一小撮俄国农民就开始这样做了：“偏远的古利亚地区的农民从1903年起就不听从任何政府当局的命令了。他们拒绝缴税，烧毁沙皇的画像；还杀死了几名官员（掘墓人拒绝埋葬他们，将其作为抵制行动的一部分）。古利亚地区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古利亚社会民主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每周举行公众集会，会议的特色是无拘无束的辩论。实际上古利亚早已成为自治的农民共和国。”这个过程虽然并不是完全和平的，但却实践了托尔斯泰的理念：“他们既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也不攻击当局，而仅仅是让自己独立于统治者。”

1909年，圣雄甘地在乘“基尔多南堡”号从英国返回南非的徒中花十天时间撰写了《印度自治》一文，甘地在文中“呼吁印度人重返他们本真的印度之根；他认为一旦这种形式的自治实现了，政治独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果我们整理好自己的屋子，那么只有适合住在它里面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会自觉离开。’”为此他领导了“建设性工作”和“自治运动”  解放“贱民”和妇女，推动村庄实业，改革教育和公共卫生  将其作为争取印度独立的工作的一部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库隆和亚当 米奇尼克等波兰知识分子提出“新演进”的主张。他们成立保护工人委员会，印刷地下出版物，组织飞行大学，建设社会。他们说：“不要烧毁委员会，而要建设我们自己。”他们主张：“古典革命的教条告诉人们，革命就是获取权力，先抓住国家权力，然后再去建设社会；新的做法是鼓励人们把‘权力’和‘社会’区分开来，将权力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国家），按照你认为理想的社会先做起来；旧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现在必须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铁的历史规律提醒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你不是你相信言论自由吗？那么，请自由地说吧。你不是热爱真相吗？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吗？体面地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政府将在未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你于现在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显示出你的忠诚、勤勉、正直、智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相反的例子也不是没有：1944年，萨尔瓦多反对派集合了社会各阶层人士  包括前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的支持，成功推翻了独裁者马丁内斯将军。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建设性目标，推翻独裁者并没有给该国带来民主，萨尔瓦多不久之后就再次陷入一种新型的军事独裁。

亚当 米奇尼克“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刘晓波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我没有敌人。”2010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辞说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予刘晓波，表扬他长久以来在中国用非暴力方式争取基本人权。”这些都是对本文最好的诠释，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建设。

徐友渔在明报上也刊出文章：关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思考

文章说，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捍卫人权的杰出人士、《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引起世界的沸腾。在欢庆的举杯声中，在警察大肆扣捕庆贺者的报道不断传来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认真分析、理性思考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和后果，考虑如何使这一振奋人心的事件成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促进中国和平民主事业的推动力量。

刘晓波为什么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此问题，我有充分的、深刻的体认。在9月下旬，我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请求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同时向欧洲各国媒体和公众发出呼吁与请求，请求他们发挥影响，发出声音，促成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我以为，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和有说服力的。

刘晓波获奖，不但是因为他英勇无畏、始终不渝地为人权、自由和民主斗争，而且是因为在这样的斗争中他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理性、渐进的方法，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更重要。在为正义而斗争的事业中，目标重要，手段同样重要，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而言，“和平”二字不言而喻是关键词。

目前在中国，社会不公正的情况日益恶化和发展，其中伴随发生的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和严重，人们在大量的强制征收土地和拆迁房屋的事件中就经常看到暴力的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暴力直接来自官方，或者最终源于官方。蛮横的压制诱使、驱使民众以暴力对付暴力，暴力有蔓延发展的趋势，这使明智之士担忧，我们有理由担忧。应该看到，暴力对于争取社会公正、实现正义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现时代，使用暴力，哪怕是在初始情况下正义的民众使用暴力，都会失去社会的同情和支援。使用暴力不但与当今时代潮流不合，容易在道义上使自己孤立，从现实性和功利上考虑也是得不偿失、毫无出路。一般而言，对于以暴力起家，靠武力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集团来说，暴力是投其所好、求之不得的，用暴力来衡量，他们握有绝对优势，暴力只会作为口实，招致暴力镇压，只有非暴力才能诉诸正义和民心，使弱者、受压迫者有胜利的希望。

刘晓波在思想上一贯主张和宣传非暴力理念，他也用行动实践和宣示这个理念。他三次被非法地、强暴地剥夺人身自由，平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制、骚扰，但他从没有暴力反抗的表示，相反，他的反应极其克制和冷静，对他而言，非暴力并不意味着软弱和屈从，而是强大和自信的表现。请在下次周末文摘时间，继续收听徐友渔的文章：关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