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委会主席驳中国谴责

面对中国官方媒体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不停地严厉批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德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以《我们为什么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做出回应。文章说，中国当局的这些谴责，无意中却说明了人权为什么值得捍卫。

文章针对中国政府指责诺贝尔委员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指出，“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准则高于民族-国家，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人权得到尊重。”

文章阐述了现代国家制度主权观念的演进，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观念已经改变。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取代了将人民的主权作为国家权力和合法性来源的专制控制。文章说，上一世纪当世界从民族主义朝国际主义转变时主权观念再次发生改变。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建立的联合国，承诺成员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界定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宣言说，民族国家不再具有最终的、无限的权力。

文章说，今天普世人权提供了对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数的一种限制，无论这个多数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议会中的多数不能作出伤害少数的决定，也不能投票通过破坏人权的法律。虽然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但它是联合国成员，并已经根据《世界人权宣言》修订了其《宪法》。

文章说，囚禁刘晓波显然证明中国的刑法不符合中国的宪法。对他定罪的依据是“散布谣言或诽谤或任何其它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文章说，在一个以普世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里，防堵言论和谣言并非政府的工作。政府有义务确保言论自由权利 即使鼓吹者呼吁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德说，诺贝尔委员会长期支持这些权利，通过授予那些斗争者和平奖来保护他们。他们包括在苏联为反对人权侵犯进行斗争的萨哈洛夫、在美国为公民权利进行斗争的马丁∙路德金博士。

亚格兰德说，中国政府激烈批评刘晓波获奖，指诺贝尔委员会非法干涉了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面前羞辱了中国，这些都并不令人惊讶。其实事实正相反，中国应该为其强大而成为辩论和批评的对象而感到骄傲。

文章还批驳了认为把和平奖给刘晓波可能会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的观点，指出这一论点不合逻辑：“它会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最好用保持沉默来促进人权。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保持沉默，那么谁将是下一个声称其有沉默和不受干涉权利的国家呢？这一方式将导致我们走上会损害《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基本准则的道路。我们绝对不能保持沉默。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漠视其国际义务。”

文章认为，中国有充分理由对其过去20年里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希望看到其继续取得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如果中国能跟其他国家和谐发展，成为坚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的主要伙伴，就必须首先授予其所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对一位仅仅因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的人就判刑入监11年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朝着艾尔弗莱德•诺贝尔所说的国家之和睦的方向前进，那么普世的人权就必定是我们的准则。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最近在评论刘晓波获奖一事时表示相信“他被授予诺奖是因为他所表达和坚持的价值也同样是诺贝尔委员会所坚持的。”黎安友说：“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履行宪法所保护的思想自由的榜样。他要求中国政府去遵守他们自己的法律，而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却违反自己 的法律去把刘送进监狱，表明了政府在抵制能为国内以及睦邻和平所做出的最佳贡献。”

黎安友说，在中国成为强国的今天，诺贝尔委员会关注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是正确的。中国未来的演变不容置疑地影响着世界实现更大和平的可能性。就社会内部的长远发展而言，民主比专制更加稳 定，而对外部而言，专制权力的发展会对世界和平带来威胁，而一个遵守法律的宪政体制的崛起则会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