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谈西方如何解读西藏问题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利用在加拿大访问的一次机会，与当地华裔社区就西藏、人权等议题发表看法时披露，他准备再过几个月将完全退休，不再过问西藏流亡政府的行政事务。达赖喇嘛的表态引发忧虑，有人担心这将有可能引发流亡藏人权力真空和与中国谈判的名目问题。

长期以来，西藏问题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密切关注。与中国官方观点相比，西方对西藏及达赖喇嘛的认知截然不同，这位“分裂祖国的最大农奴主”，却被西方人誉为“具有慈悲和智慧”的“尊者”与“和平主义者”。西方国家究竟怎样解读西藏问题？

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茉莉关注西藏问题已有十多年之久，在谈到中国与西方在对待西藏问题认知上的差异时，茉莉女士说：

我关注西藏问题有十几年了，我不但到过印度藏人流亡社区采访，而且多次参加国际支持西藏的大会和各种汉藏对话会议。以我的观察，当今西方国家，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从民众到领袖，就是从普通的人民到政治领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这种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他们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整个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运动。

西方对西藏表示同情和支持西藏的大有人在，这些支持者是否真的了解西藏，是否有客观的认识，他们同情和支持西藏主要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

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他们的认知系统很多源、很民间、很自发。他们的了解来自西方的藏学家。几个世纪前，就有匈牙利的藏学家爬过喜马拉雅山过去。那个时候，从中国内地去西藏十分困难。到是从尼泊尔或印度过去更容易些。在中国尚未出现藏学的时候，全球性的世界的藏学就出现在匈牙利。所以，正是西方的汉学家和藏学家，在几个世纪前，就让西方人对西藏产生兴趣了。然后，还有媒体的记者、历史及作家，还有各种关注人权的民间组织以及各种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人权组织，所以西方人的认知来自各个方面。

另外，西方人重视西藏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西藏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从八十年代起，西藏人就开始了多次反抗。那时，中国已经开放。共产党已不能再向五十年代底或六十年代初平叛那样，去关起门来打狗。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媒体可以前往西藏采访。他们传回来的报道和录像引起了西方大众的震惊，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藏存有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不是像过去想象的那种香格里拉。因此，在信息被封锁的中国，不知道西藏有这么多的反抗、这么多平叛的真相的时候，西方人早就知道了。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了解西藏。

这种了解客观吗？

不可能不客观。因为作为民主社会，首先研究者的经费是独立的。很多研究人员的经费来源不是政府。另外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追求知识的那种精神。求知、求真本身就是目的。中国目前也有两、三千名藏学家，但他们首先要符合政府的要求。他们必须按照政府定下的调子和政策去研究西藏问题，否则就没有饭碗、没有经费。第二，从民众来看。西方的民众大多没有先入为主的见解。西方媒体可以报道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观点。互联网上也可以找到中国共产党对西藏问题的立场。西方人是听了多种观点之后作出选择。因此，我觉得无论是民众，还是研究人员，对待西藏问题都要客观得多。网络、图书馆、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决定了西方民众可以去比较、去选择自己相信的东西。他们不容易受到操纵。

如果达赖喇嘛真的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在几个月后全面退休，那么，流亡藏人有否可能并将该怎样做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达赖喇嘛的过人魅力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流亡政府在流亡的五十年间，走上民主道路之后，他们所作的努力，他们一直坚持非暴力的主张，非常被西方世界、被世界所认同。这种和平的、民主的普世价值。西藏流亡政府树立了正面形象。这种没有枪、没有炮的软实力非常被人所信任。因此，即使达赖喇嘛退休，不管谁来做西藏流亡政府的首相，仍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西藏问题有没有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解决？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我很悲观，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最好的时机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那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毛泽东已经去世，邓小平开始拨乱反正，胡耀邦在八0年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对过去大中国主义的那种保守的政策进行了检讨，赵紫阳后来也宣布与西藏人谈判。但是，后来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下台，现在的领导人都没有他们那种魄力，也没有他们那种真诚。所以，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这些谈判，大多具有做秀游戏的性质，并不打算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障碍。除此之外，就是大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即使在普通中国人中，由于五十年的信息封锁，由于民族利己主义，他们不愿意放弃西藏，不愿意给西藏人自由。因此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更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