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重庆的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其有别沿海改革开放的特殊施政方式，二零零九年掀起「唱红打黑」风暴，但对对重庆的发展，中国学界却有不同认识。据亚洲週刊报道，最近，上海举行「重庆模式」研讨会，由经济学家杨鲁军、社会学家邓伟志发起，上海增爱基金会、上海未来研究会主办，并吸引了来自上海、北京、重庆、江西、福建、广东的专家学者，香港和台湾的学界人士也到场。
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指出：「重庆模式的最大意义在於证明了中国的执政党仍然具有歷史的转向能力，如果丧失这种能力，一定会被淘汰。」他认為，「歷史和人民给共產党的时间不多。一个城市在国家大背景下转变，比一个国家的整体转变困难一千倍，给他一些空间做实事」。
社会学家、復旦大学歷史系教授顾晓鸣指出，重庆模式是二律背反，一方面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是摸著石头过河。「不是一棵有分枝、充满逻辑关係的树，是马铃薯式的块茎。是哪里有阳光、有营养往那里发芽的生命体，这里面有谋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没有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方法。重庆把实事求是推进到全新的阶段，全世界后现代化理论已经关注这个问题了。」这是顾晓鸣的结论之一，他认為：「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华盛顿共识来解决所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实事求是。」
顾晓鸣把中国分為四个生命周期﹕一九一九年至四九年，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四九年至七九年，中国要摆脱苏联模式；七九年至零九年，推翻了华盛顿共识，但基本还是欧美模式、欧美概念。「这种概念现在遭遇冲击，是靠一个勇敢者带领一样勇敢的人，创造了中国多种模式中的一种，这就是重庆模式。」这是一个思维变革的模式。
被认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的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指出，重庆模式大概有中共遗留的政治遗產及革命文化的资源来强化政府力量，是一种特别的模式；虽没有去过重庆，但从一些资讯中感到一些疑虑：中国处於极强政府极弱社会，公民社会缺位，发育会退化，变成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结构；唱红打黑如没有界线，怕被左的势力利用；过多强调理性设计，可能会出现大紕漏，摸石头过河仍是走出新路的方式；人治如果没有法治的监督，人们已经有太多的教训了，没有法治设计，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强调公民社会发育，强调理性主义的思维，防止文革思维死灰復燃，强调法治社会神圣性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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