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艾滋病机构“爱之方舟”工作人员孟林接受法广采访谈现今中国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他表示，最近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了新的艾滋病流行数据，全国估计存活的感染者有74万，已发现的感染者大约是30多万，病人有10多万。他个人认为，到底中国有多少感染者，这些数据是专家估计出来的，而真实的情况，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论证。
法广：孟先生您好，首先能否请您为听众介绍一下今天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形势？
孟林：最近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了新的艾滋病流行数据，全国估计存活的感染者有74万，已发现的感染者大约是30多万，病人有10多万。我个人认为，到底中国有多少感染者，这些数据是专家估计出来的，而真实的情况，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论证。
法广：那么在您看来，今天艾滋病的数量在您看来是被低估了？还是大致吻合只是缺乏精度？
孟林：我个人认为还是低估了，由于太多的人因为社会歧视和羞辱不敢去面对、检查，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艾滋病的危险当中，因此这个数字是远远低估了的。
法广：“爱之方舟”作为一个防治艾滋病的NGO组织，它最近几年的处境比以前有所改善还是持续恶化？
孟林：作为机构，我们认为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善，比如我们不能取得民政部门的依法注册，使得我们的工作处于法治监管以外，这一点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但是在其他比如卫生领域，我们还是在做事的。
除了注册限制我们以外，还有筹资筹款、组织发展、拓展工作领域等等，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总之我们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步履很艰难。
法广：您刚才提到身份缺少合法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中最核心的困难存在于什么地方？
孟林：我觉得是政府的态度，政府要拿出自己的善意来，去看待这些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NGO，绝大部分组织都是想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社会、为自己所在的人群做点事情的。我觉得政府缺乏雅量，没有信心接纳这股力量，所以使我们的身份很尴尬。
法广：您说政府缺少信心，不愿意接纳你们，那么政府担心的主要是什么？
孟林：我不能说政府担心什么，但是我确实听到一些政府官员说，担心我们被太多外国势力利用，成为一种反政府的力量，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力量，其实这种担心实在是多余的。
法广：但是现在很多防治艾滋病的NGO组织的资金来源都在海外，比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或者香港的乐施会，这种海外资金的背景，会不会对活动的手段或方向提出特别的要求？
孟林：我不太了解其他机构，但是我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和香港乐施会的支持，就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言，它既要求遵守美国本土的法律，又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中国的法律框架去工作。
法广：您也提到，在一些地方有些小的防艾NGO组织能够成功注册，但是它们的独立性会比较差，那么是不是说，对于防艾NGO而言，当前的独立性和合法身份是有冲突的？
孟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绝大部分境外资金和国际援助，比如全球基金或者盖茨项目，通过官方或者半官方系统沉淀下来，给草根组织一部分。一些组织在胶着状态中，把独立性看得很重要，把他们原有的社区工作经验看得很重要，但是被项目限制住困死了，不能去展开。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组织走上了倡导的路，一部分组织在争取自主性，也有一部分组织随波逐流了。绝大部分能够注册的组织都是官办NGO，或者是受到官方扶持的，因为项目需要，比如全球基金，我资助你五亿美金，但是你要成立800个组织。
法广：那么是有凑数的嫌疑了？
孟林：我觉得是有的。像我们这样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的组织，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其他官方的取得了合法身份，但是它与目标人群的接触受到了很大限制。
法广：“爱之方舟”这样的组织面临很多行政手续上的问题，那么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它和政府部门的沟通渠道是否能保持畅通？比如说，“爱之方舟”推动发表的公开信或者政策建议，能不能有效地传递到政策制定者手中？
孟林：很显然，我们这个渠道还是存在的。至于它的有效性，能不能得到政府直接的回应，还不好说。但是我想艾滋病感染者这种生存状况还是在缓慢的改善当中，这是很多机构 包括国际机构和草根组织 一起努力的，所以对于“爱之方舟”直接起到的作用，我并不是看得很重，也不去奢望，我只要做一个推动者、一个呐喊者就行了。
法广：最后，您怎样评价高耀洁和万延海他们的工作？
孟林：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大家都在艾滋病领域工作，应当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我们找到共识，找到我们合作的点去共同做一些事情。
我对他们的工作比较认可，并不代表我认同他们所有的方法。作为一个本土的草根NGO，我用我自己认为最有效方法，去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也需要高耀洁、万延海老师这种外部支持，我们这些支持者应当创造条件，让主体的声音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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