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海：不应当用情绪支配对未来的思考

今天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特别节目的主人公是长年从事中国艾滋病患者维权活动的北京民间组织“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在应邀出席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的中国海外人士中，万延海是唯一一位最近才离开中国的特邀嘉宾。2010年5月他才举家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在中国国内刘晓波支持者无人能前往奥斯陆观礼助兴的背景下，万延海成为汇聚奥斯陆的各方媒体特别关注的人物。他在奥斯陆接受了法广的采访。 

特别节目 RFI

法广：您前几天在博客上发表博文，说决定来奥斯陆参加颁奖典礼后，您以前工作的“爱知行”组织又受到了骚扰，是吗？

万延海：单位受到一些骚扰。特别是上星期，北京市公安局找了我们的理事；这个星期找了我们目前的负责人黎雄兵律师。口气基本上是威胁性的。

法广：这些威胁是什么呢？

万延海：说我们发现你有严重的违法税务问题。税务局要罚款了。

法广：您当时离开中国的时候，也是因为税务问题，是么？

万延海：那是半年前。还不是简单的税务问题。是很随意、多次地、只要想起来，就对你进行税务检查。那一次税务检查就折腾你几个月。你刚刚缓过劲来，他又来查。两年前已经查过我们一次，没发现问题。

这一次不光是单纯的税务部门，而是多个部门。我们找个机构，大概在半年之内，给我们找麻烦的北京政府部门有１０个：工商、税务、消防、公安、国安、宣传、街道、派出所、新闻出版、教育，全部上了。

人权民主事业是不能被交易的

法广：您这次真的来到奥斯陆，参加颁奖活动，“爱知行”未来的工作是否会面对更多困难？

万延海：这个影响会有，但这个影响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公安找我们的理事传话的时候，意思我们是明白了。但是，道理也非常简单。不来（奥斯陆），他也一样找你的麻烦。这是第一点。如果共产党这个政府是讲信用的―假定我们可以交易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可以交易的。他总是变来变去，你跟他没有什么可谈的。今天他答应了，明天脸就变了。所以，他这种威胁，即便是从善意的角度，你希望达成某种交易的话，也没有什么交易可达成。你即使答应他的条件，他也还是想做什么，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民主的基本目标涉及整个国家根本前途。我们当然要考虑员工的安全，和机构的一些目标，但是，国家基本的人权、民主事业，我觉得是不能被交易的。我一般还是把握自己的言论的，我一般还是比较谨慎，但是，我觉得，在支持刘晓波，支持《零八宪章》，支持民主改革方面，我们不应当做太多妥协。

法广：您最近才离开中国，您多年都在从事艾滋病防治维权工作，一直在参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活动。您觉得刘晓波获奖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影响？

不应当用情绪支配对未来的思考

万延海：积极的影响首先是认可。第二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刘晓波基本上代表了一种比较温和主义。《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本人的一些思想基本上是远离仇恨，远离仇杀，鼓吹和解，鼓吹各方面的参与，没有先制的意识形态把人类社会假想成正义的和罪恶的，正的和邪的，或者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他按照人类社会本身的存在形态，去鼓励各方面平等地、多元地参与，来缔造一个共同的民主的社会。他主张平和的，多方面参与的、权利均等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这些年积累的社会怨恨、人内心的仇恨和痛苦，他基本上采取和解的思想，而不是去报仇。有一种思想是把害人的人找出来，消灭掉，以解心头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不是这样的。他基本上是从国家、人类的长远目标，主张和解。当然，一些问题应当依照法律去处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整体上说，一种思想，一种政策，不能基于人类的这种怨恨。我们应当用我们的智慧，而不应当用我们内心的情绪，来支配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诺奖）是非常重要的。

法广：中国国内大部分人是看不到刘晓波的文章的，政府一直封锁诺奖消息。刘晓波这次获奖，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能有多大的推动呢？中国人会不会觉得，像２００８年奥运火炬传递一样，这是西方社会不能容忍中国强大、故意找中国的麻烦？

万延海：这不太会。首先，刘晓波不仅仅是写文章，他参与了很多公民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和很多团体和维权人士共同参与的。他获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的文章，也是因为他参与这些维护人权的行动。

第二，他的思想在中国国内还是有很多人看得到。不仅仅是他最近发表的文章。刘晓波的文章从８０年代中期到现在，对中国社会一代代知识分子、年轻人、包括社会各界的领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在过去２５中，在中国社会对于民主的躁动中，刘晓波是和大家在一起的。

当然，这一切不是刘晓波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对大众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关于理性主义、和平的教育。

今天在中国社会对《零八宪章》、对刘晓波广泛的国内外认可，特别是民主人士对《零八宪章》，对刘晓波的认可，可以形成一种共同阵线。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的打压恰恰强化了中国民间的这种共同立场。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诺贝尔和平奖的推动下，在政府的这种反应下，一种政治阵线其实已经很清楚。

在这种时候，中国政府采用的一些手段，让人们想起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那些极端主义的暴力，和杀掠。国际社会很震惊。这星期（１２月７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指责（中国政府）一些做法与纳粹主义是一致的。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可能会有所保留。国际社会未来可能会采取多方面同中国公民社会直接接触的策略。我觉得这个动向已经很清楚。

当国际社会的支援力量更加直接地和中国民众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对中国民主化起到的作用―可以讲，刘晓波获奖事件在中国产生的震荡不是几个月，或者一年，这个震荡的影响恐怕是十年、或者几十年。不会因为诺贝尔奖颁奖活动过去而过去，这个影响是长远的。

正因为有极端主义情绪，刘晓波的温和主义才更显得重要

法广：中国政府围绕颁奖活动展开了强劲的外交攻势，一些国家最后还是宣布不来参加颁奖活动。您怎么看这种打压行动？

万延海：我觉得这正是刘晓波获奖事件的一个部分。在提名刘晓波争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中国异议人士中有人反对。这些人基于一种很极端的思想，攻击的恰恰是刘晓波那些温和主义的、主张和解、与人无敌的、善良的思想。刘晓波的名言“我没有敌人”遭到了一些极端分子的攻击。很多人不开心，担心这么荣誉的事被人攻击，会不会影响刘晓波获奖。我就觉得不会。如果没有这种极端分子的反对，恰恰不能反映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正因为有这种极端主义的情绪，刘晓波的温和主义才显得很重要。

同样，获奖之后，国际社会对人权、民主两年的广泛认可、媒体的反应虽然是一种积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表演，恰恰在另外一个方面，给整个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上了一课：在一个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集权社会里，一个政府在拥有了军事的、经济的实力的时候，他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所以，他再次提醒人们，人类社会需要考虑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国际社会不仅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而且应当和中国的民主人士一起思考人类的安全、人类的未来在哪里、怎么样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极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