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仁：用香港有限的自由说出整个中国人的心声

特别节目 RFI

在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活动期间，除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民运人士之外，香港泛民主派领导人和民主运动知名人物也以其人数之多而格外引人注目。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刘慧卿，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李卓人、社会民主阵线成员梁国雄等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永梅等人都赶到奥斯陆，为得奖者被迫缺席的诺贝尔和平奖典礼呐喊助兴。面对媒体，他们中很多人特别强调他们来自中国，而不是像通常那样说他们来自香港。民主党主席兼香港支联会秘书何俊仁接受我们采访时，对此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世界知道，中国土地上仍然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法广：这次在奥斯陆，香港泛民主派有很多代表，在媒体询问的时候，您特别强调你们是从中国来，而不是说是从香港来，为什么？

何俊仁：因为，我们知道大陆内地很多被邀请的人士都不能出来。北京政府希望中国没有什么代表，或者什么与刘晓波相熟的人赴奥斯陆，去观礼。香港这一面，我们有出入境的自由，我们从来没有恐惧会被拒绝出境。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好几位要特别高调地去奥斯陆。去表示对刘晓波的支持，也要很大声地讲出来，我们是来自中国。香港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我们要利用这个有限的自由，说出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声。我们相信我们讲的话是中国一般人民心中要讲的话。

法广：香港虽然在97年主权回归大陆，但香港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每年六四，香港都有纪念集会，内地很多的维权活动也得到来自香港方面很大的支持。怎么来理解香港民主运动的推动和大陆民主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何俊仁：正如你刚才所说，每年六四，我们都有烛光聚会。但是，不单是这样，每年，我们在立法会也提出要平反六四的动议和辩论，过去十几年 大概十五年，都是这样的。还有，法轮功在大陆完全是被禁止的，不能活动，被打成邪教。但是，在香港，他们可以平常地活动。（这些）全部是我们香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觉得这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在回归以后，我们做的事，就是在中国管制下做的事。我们的抗议也就象征着在中国土地上的抗议。六四晚会、六四烛光游行、六四辩论动议，也就是在中国进行，虽然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但是，我们做的事有他上进的意义。深圳、广东那边，他们看到，他们就会想想：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自由，为什么对面的同胞可以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讲出他们良心的话。

而且，我们每年六四烛光聚会，都看到不少内地的居民，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有很多捐款是人民币。所以，我相信，香港也同时产生一些非常微妙的、深层的、长期的对大陆的影响。我们慢慢地变成一个模范，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大陆同胞去思想。

还有，在香港里面争取民主的运动，也就是本地化的民主运动变成整个国家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在香港的政党―包括反对党派、民主党、或其他党，每天做的事情：批评政府，监察政府等，变成一个很好的模范。我希望内地同胞也可以看看，有不同的声音，有自由的传媒，有反对党派，也是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继续争取要有一个时间表，有一个路线图，争取逐步地增加我们的民主成分，也是对内地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法广：那大陆民主化运动和香港的民主进程是不是也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

何俊仁：那当然。我从来相信，如果大陆坚决打压香港的民主，不给我们达成一个全面民主的制度，让我们选出我们的政府，那我们要走到这个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反过来，他们如果想收回我们现在享有的自由，那么中央政府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也相信他不会付出这个代价，除非香港同他的矛盾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现在长远地看，我们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在香港长期的、和平的、理性的争取，也会影响大陆，让他们考虑香港的情况，考虑现在国内也面对很多、很多问题。那么，看到香港管制的谋策，他们也慢慢有一个思维、文化上的改变。我希望内地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走向民主改革。

法广：倘若大陆的民主不能取得进展，对香港的民主是否也会有影响？

何俊仁：那当然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香港现在争取民主，推开民主的大门―不单是香港的大门，而且是整个国家的大门，如果中央坚决反对大陆走向民主化，他们也相信香港的全面民主会对中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算他不给香港民主，要收回我们现在享有的自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争取民主的过程，也有一个反对倒退，反对萎缩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效果。那么，长期的斗争就是我们必定要走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