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云会案：一场“被利用的”车祸？

1月14日，此前已被警方收押的村长钱云会的维权伙伴村民王立权，他的大儿子中午也被警方带走，事由不明，此前，他的小儿子和妻子已被警方抓走。1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剑锋通过网络发布了《钱云会案证人调查记录》，让已经发生了20多天，渐成记忆的乐清村长钱云会惨死案，再度回到了公众视野。这篇万字的长文，是刘剑锋在中宣部禁令下达之后，在乐清的寨桥村坚守探访十几天的成果。此前，中宣部下令各路媒体撤离之后，温州乐清警方，对寨桥村的“维稳”变本加厉。

与此前的各种报道最大的不同，是独家采访了一名自称的“全程目击证人”。这名最新的“目击证人”与记者签下了“保密协议”，称愿对“中央调查组”出面作证，证实亲眼看见钱云会“被谋杀”过程。

此人自称，目击了钱云会被谋杀的全过程。他指证说，涉案工程车在当天9时25分即停在死亡点五米外；又说，“案发时间应为上午9：30左右而非警方公布的9：45”。

王立权一家的遭遇，使网友们愤慨不已。这一报道在关注此事的网友中也引起热烈讨论，成为网络管制者的删贴目标。

对刘剑锋这份调查报告的讨论，在受管制的微博客和更为激进的中文TWITTER上更加热烈，到处可见。

记者注意到，刘剑锋的报道，虽然全文采访了多达六名目击证人，但其他五人，都仅目击村长被轧死后，村民钱成宇与保安的冲突场面，自称目击全程的，仅有一人。

可以说，该报道的基点，是这位目击证人的诚信。对文章的结论，记者与多名前往乐清采访过的媒体同行交流时，他们纷纷对此保持了谨慎的沉默。

一名曾就寨桥村的征地撰写了长篇调查报道的杂志记者告诉本台，钱云会之死有很多疑点，乐清警方不尊重程序，滥用警力维稳的行为，也让人对警方的公信力产生巨大怀疑。他认为，刘建峰文中所说的很多目击证人他们都接触过，但这些目击证人的很多证言相互抵牾，无法与已知物证形成证据链条，因此，但没写到报道里。他认为，不能以情感去替代逻辑，也不能仅以证言构建整个真相。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的网络文章《被利用的车祸？  钱云会死亡案分析》就曾因反对谋杀说，引起不小争议。

柴会群和前往现场采访的记者发现，寨桥村说钱云会死于谋杀的人有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说他死于谋杀。但是，这些说法大都是转述他人说法，人云异云。

在刘剑锋推出第三名目击证人之前，村民中曾有先后两人自称目击钱云会被杀。但都被先后证伪。

此外，事发地是一个村子通往村外的一个路口处（也可能说是车祸多发地带），是一个较繁华地带。柴会群认为，“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去谋杀某个人，很难让人理解。”

他此后的分析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钱云会是2005年寨桥村选出的村长。因为征地补偿问题，他长期带领村民上访，曾经三次坐牢。出事之前，他刚刚从牢里放出半年。

柴会群说，我们不难想见，这样一个人突然死人，总是容易引起一些连锁反应：钱云会对寨桥村实在太重要，他直接决定了一笔高达3800万元的补偿款的发放。

柴会群说，“在钱家采访时，其家人无一例外地表示反对钱云会的做法，认为是他拖累了整个家庭。”

钱云会的家人也承认，钱云会到死之前仍充满斗志和信心，这种信心的由来不得而知，不过三次判刑的钱云会每次出狱，村里均有人燃放鞭炮，长达数百米。

柴会群认为，“媒体和观察团犯的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是“过分依赖他人证言，而不注重物证，基本没有物证意识。”

第二目击证人黄迪燕佐证了柴会群的看法。

黄迪燕出现于12月28日下午，当时，从警方处传出的消息是，第一现场目击证人钱成宇已经承认其没有看到谋杀现场，相反，他看到的是车祸现场。

大量记者云集村里，柴会群说，他听到了村民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你们不是需要证人吗，新证人已经有了……”。

几分钟后，黄迪燕出现了，多家媒体报道了她的目击证言。虽然此后，她和其他媒体承认说，自己并未真正目击现场。

柴会群认为，“钱云会6年村委会主任的使命就是将这笔补偿款抬高至他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但至死未能实现。因此，他的死就成为解开这个死结的惟一契机。”

柴会群说，“根据他的采访经验”，身处弱势的农民，在不具备政策、法律、和经济优势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利益最大化，所能采访的办法就是“把事搞大”。

把钱云会之死说成是“谋杀”，无疑是将事搞大的最佳办法。他认为，钱云会被谋杀这一传言，可以说，正是在用一种极特殊的手段来维护全村人的利益。

而寨桥村民，尤其在钱云会死亡过程疑点重重，警方又极力打压的情况下，也愿意相信这一说法。

柴会群的分析有些冷酷，但并无全无道理。真相是什么？仍然在迷雾中。
村民们如此决绝地相信，钱云会死于谋杀，难道仅仅是一种虚拟？或者，更深层的真相，是村民们与剥夺他们土地和生存空间的体制的这场冲突中，村民们已经认定，自己的村长死于这场战争，这就是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