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涛到阿桑奇：警惕政府的触角

1月14日，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刊登文章，引用《纽约时报》消息称，美国政府向微博网站twitter发出传票，，要求提供包括阿桑奇在内的5名“维基解密”成员的账号信息。这篇中文文章着重借维基解密之口批评美国政府伪善，口头宣扬“互联网自由”，其实严密监控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企图对互联网组织发起诉讼。

事实上，《纽约时报》在此前1月8日的报道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弗吉尼亚东部地区联邦地方法院于去年12月发出传票，要求twitter提供冰岛人约斯多蒂尔、澳大利亚人阿桑奇、荷兰人岗格雷普、美国人曼宁与阿本鲍姆五人的完整账户信息。五人中只有两人是美国公民，因此美国政府这一举动可能导致国际争议。

冰岛人约斯多蒂尔向媒体公布了twitter发给她的邮件，信中通知她，公司收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法律要求，除非事件得以解决，或者在十天内对法律程序提出抗辩，否则公司可能不得不做出回应。而相关要求包括提供地址、用户名、电话号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号码等，但是没有要求提供私人消息的内容。

《环球时报》经过删节的中文消息着力批判美国“破坏互联网自由”，但对另一些体现出制衡力量的信息却避而不谈。例如，Twitter公司发言人表态称，为了帮助用户保护他们的权利，公司的政策是要告知用户针对他们信息的法律强制行为和政府要求，除非法律禁止告知。

同时，《纽约时报》提醒，泄密指控几乎总是针对政府雇员，而不是针对记者或者其他公布信息的人。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前两年中，仅仅指控五名政府现雇员或前雇员泄密。目前还没有一项针对非政府人员的指控能够成功。如果政府对维基解密成员采取行动，不仅要面临着无数的现实和法律困难，而且这一指控还有破坏表达自由的危险。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对于中国互联网用户而言并不陌生。

早在2004年，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就因为将中共中央下发给报社的《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通知》透露给境外媒体，而被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正是另一家互联网巨头雅虎。中国国家安全局向雅虎香港公司要求提供师涛的个人信息，雅虎予以合作，让调查部门进入师涛的电子邮件记录，查找相关信息，因此国安部门得以确认师涛的地址和身份，最后作为法庭证据给师涛定罪。

尽管当时雅虎负责人杨致远对师涛被重判十年的结果表示“不满”和“遗憾”，但他辩护称，雅虎当时并不知道中国警方索要信息的目的，而警方也没有透露要搜索的内容，雅虎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规章和习俗。这一态度被普遍看作是“见利忘义”的可耻行为。

目前同样被重判十一年的刘晓波，曾经就此事向杨致远发表公开信，严厉指责雅虎公司向当局“过度献媚”，“用师涛们的人权尸体来建造雅虎的金山”。他尖锐地指出，西方资本在中国的投资，非但无法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反而大幅度提高了中共封锁和监控网络的能力，而中共言论管制能力的加强，也就意味着言论自由的灾难和异见风险的加大。果然，刘晓波自己的经历就证明了这种“言论自由的灾难”。

西方古典政治思想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尽管它是必要的，但人们不能忘记它作恶的本性，尤其当权力缺乏制约时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师涛到阿桑奇，我们看到的正是政府权力的扩张本性。即使是有良好制度制约的美国，“国家安全”理由也驱使着权力试图跨过边界，将触角伸向公民，更何况是在屡屡出现“因言获罪”的中国。

所不同的是，以雅虎为前车之鉴，今天的高科技公司更加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形象，因此谷歌虽然始终与商业利益关系暧昧纠缠不清，仍然从它“不作恶”的信条出发，用半退出的方式同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划清界限。Twitter对用户的告知行为也同样体现了它的社会良知。其实，维基解密对政府权力戕害互联网自由的批评，用在中国身上更是小巫见大巫。正如阿桑奇不久前明确指出的，维基解密真正的“科技敌人”不是美国，而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