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她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激情的学运领袖；二十多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柴玲皈依基督，自认是上帝的儿女。继２００９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她重新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后，柴玲又出现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与当年学运的幸存者重聚一堂。您想了解今天的柴玲吗？请听本台在奥斯陆对柴玲的采访。
曾经或近或远的了解八九六四的中国人不会不熟悉柴玲这个名字。这位当年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是那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她是广场绝食行动的发起者，也是当时学生保卫天安们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她也因此是中国政府在六四事件之后，通缉追捕者之一。１９９０年春季，她终于逃过追捕，辗转从香港抵达巴黎，后来，又从巴黎转往美国。柴玲后来回忆这段逃亡的历史时说，她曾经独自一人在一只船里的木箱內忍受了4天5夜的完全的黑暗，而这段旅程原本只需要8小時。
此后二十年，围绕她在八九六四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争议不断，柴玲逐渐淡出民运，直到２００９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已经与丈夫合创软件公司，事业有成的柴玲又重新回到公众视线，捐款百万美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我们采访了柴玲。不过，此时的柴玲已经皈依基督教，言谈话语中无处不提“主”的存在与指引。
法广：很久都不再有您的消息。您是不是曾经想忘掉自己的一段历史，一段过去？现在为什么又重新回到维权活动中？
柴玲：像我们这些八九的参与者和幸运者，我们即使想忘掉，也很难忘掉八九，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路程和经过。对我来说，就是我来到自由社会之后。一般人都会认为，来到自由社会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其实，我个人的经历不是这样。我在我的见证里面也提到，其实是一件坏事情，接另外一件坏事情在发生。每次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不断地战胜这个事情。直到最后，每碰到中国的事情，攻击就会不断地来，直到最后有一天，我只好把我自己包起来：干脆我先不碰这个事情。
但是，二十周年的时候，我看到方正被我们那些信主以后的朋友们接到波士顿来。我看到他以后，听到他们在中国被遗忘，有一种特别大的感动。我就不得不重新修改我的计划。以前我总以为我可以建一个大公司，然后，支持一个基金会，等有一天再来帮助这些人。但是，看到方正以后，看到他在中国的挣扎，我觉得我必须现在就开始帮助。所以，那时候我就发表了一个声明，给这些六四受害者捐款和支持。但马上又遭到第二轮的打压。
也就在这之后不久，我就开始信主了。
法广：是在这之后，您开始信主的吗？还是在这之前？
柴玲：在这之后。我见方正的时候是在二十周年前夕。二十周年那一天，我的一些信主的朋友帮我祈祷。所以，在六个月以后， 12月4号，整整六个月之后。
信主之后，我把我的见证中文版发到网上。48个小时以后，当时经常给我打电话打压的那些领导人突然来电话，说，他们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这要感谢神，他确实是能够改变人的心的。
法广：那您说的这些“打压的领导人”是哪些人呢？
柴玲：我不知道。他们说他们是“通天”的。但是，不清楚……
法广：是来自中方的人吗？
柴玲：都是来自中方的。
法广：就是说，您到美国以后，他们同您还是有某种“联系”？
柴玲：他们想把信息给我，他们能够找到我。
法广：经历了八九学运这样一个大的震荡，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是否很困难呢？现在的生活，相对于八九，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新生活呢？
柴玲： 当然是。当时在巴黎，后来在美国，都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我们确实放不下中国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其实就是一些普通的移民，英语不好，又无家可归，而且无国可归，真是非常艰难。但是，我们一点点走出来。我今天特别感动。当时在巴黎是最不幸的过程。虽然海外的媒体给我很多的荣誉和赞美，但是，那时，我正好经历我个人生活中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的婚姻破裂了。我今天才知道，当时也不知道是谁介绍给我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当时是唯一把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女孩子来照顾我，请我吃饭，带我去看生活中美好的事情，给我充电的人。现在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基督徒。就是说，即使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也派他的天使来照顾我。因为那个时候很痛苦，有一种恨不得要自杀的感觉。
法广：就是说，您的生活里新的内容是皈依宗教、皈依基督教？
柴玲： 可能我不会用“宗教”这个术语，因为每个人都对宗教有不同的理解，有好的理解，也有不好的理解。我自己最大的改变是我对神的感受和经验。以前我们学宗教，都是打开一本书看，念经。当时救我的人是佛教徒和道教徒。我曾经以为我也是佛教徒，道教徒，我也试着去打坐，试着去敬拜。但是不知道真的有没有效果。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真的感觉这不是你打开书能看的东西，是祈祷的时候你会经验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法广：21年以后的柴玲身上还留着哪些当年的柴玲的影子呢？当年的柴玲在今天的柴玲身上还留下些什么痕迹？
柴玲：当年的柴玲的追求和渴望都是在现在的柴玲里。但是，现在的柴玲不同的地方，是柴玲没有惧怕了。以前我们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找到和平和安详。但这个时候，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当基督继续活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去面对生活中所有一切的挑战。
法广：那您还继续八九年的那些争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吗？
柴玲：是的。但是，神对每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他让我来关注的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一个很大的空白区。这个空白区就是我现在在做的 « All girls allowed » 中文翻译叫“女童之声”。这是我在信神以后才发现，他（神）把我的眼睛打开了。以前我看不到的东西，他能让我看到。
现在，每天有三万五千个儿童被从母亲的身体里杀死，有五百个母亲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自杀而且成功。这是国际健康组织的统计。而且，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已经造成四亿生命被杀死。这不单是对人类的犯罪，也是对神的犯罪。这种痛苦是非常深的。有时候你说民主自由，有人会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一个母亲想生自己的孩子，感觉胎儿在自己身体里动，但是被抓到医院里，硬生生让护士把毒针打到孩子的头里面，感觉孩子不再动……或者经历过那种宫缩的痛苦，一点止痛药都没有，被打下一个死胎……这些是对妇女和孩子一个非常大的摧残。这是对人权非常大的犯罪。
很奇怪，在我没有信神之前，我的关注焦点是六四、民主、自由。但是，神让我打开眼睛，让我看到他的心的痛苦是哪个，而且能感觉到现在是他要去中国解救那些母亲、孩子。
法广：可不可以说当年的柴玲更理想主义些，今天的柴玲更现实些？
柴玲：可以说当年的柴玲还在寻找她生命的意义，现在的柴玲生活在计划里面，有神对她的计划和安排。用英文就是 ; In the past, in 1989, Chai Ling lived in search of the truth. But now Chai Ling in the destiny of the truth.
法广：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您是否同孩子们谈论您在八九年的经历？
柴玲：我没有特别的计划要同他们谈。但是，孩子们很聪明，不小心同别人谈，他们都听出来了。
法广：您会鼓励您的孩子将来也为他们自己的理想，为他们自己认定的一些信条去拼死努力么？
柴玲：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当然都很爱自己的孩子，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在我没有认识神之前，我很担心，如果他们一旦出什么事情，我可能会痛不欲生。但是，信神以后，我有不同的感受，就是说，他们都是神的儿女，神把他们作为神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有机会来照顾他们，抚养他们，所以你就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们不光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也是神的孩子，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
第二，我的孩子在我信神以后，他们也开始信基督了，我们是一起受洗的。你就看到神也在他们的生命里有改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也能找到神对他们的计划。
法广：“女童之声”计划具体是怎样一个项目呢？
柴玲：“女童之声”是2010年6月1日才开始的。当时正是六四二十一周年。六四前后，我们正在考虑该做些什么。很奇妙，我们当时只能在6月1日租到房子。至于具体做什么，香港的一个姐妹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才想起来 离开中国这么多年了，已经不记得了。就是说神通过特别奇妙的方式同我们讲话。所以，我们把“女童之声”正式成立起来。
现在我们有四个项目。一个是爱护女婴项目。如果你生了女孩，我们会在第一年给一部分经济资助，这样可以使母亲不受家庭的压力，不得以去堕女婴。我们发现很多妇女非常喜欢这样的项目，因为这给她一种尊严感，让她们可以站起来，向公公婆婆说：我不要堕我的女孩，因为有别的人爱护我们的女孩。
第二个项目是支持国内的孤儿：每年有一百万女孩被抛弃成为孤儿，她们中有很多在这过程中死去。如果能够收养她们，帮助她们……六月我们刚开始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叫“小不点”的孩子被捡到，现在她已经在神的关照下生活得很好。我们当时担心，因为她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会不会有脑伤，其实孩子很聪明，非常好。真是感谢神。另外一个女孩已经18岁，也是孤儿。她现在能上大学。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第三个项目是帮助那些被拐骗的妇女儿童回家。第四是派人权律师去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妇女，让她们不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迫害。媒体的关注和律师干预都会有些作用。虽然没有任何赔偿能够代替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规模能够更大，这种悲剧能够不再发生。
法广：您刚才提到帮助被拐骗的妇女儿童回家。中国政府近些年好像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你们为什么觉得你们的项目需要有这样的内容呢？
柴玲：很少。我们也很欢迎他们这样做，但是，我们关心的这些网络都曾去政府寻找帮助，然后被打回来。政府如果真要做，那很好，我们很关注。但是，还有几千、几万的孩子找不到家。
法广：要帮助这些找不到家、被拐卖的妇女和孩子需要在当地有很大的人力支援才可能……
柴玲：所以，国内我们有很多义工都在帮助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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