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狗权遭遇人权

4月15日中午，在北京东六环的高速公路上，驾驶越野车的安先生发现一辆满载大型犬的卡车向东北方向驶去，出于爱狗之心，他不断驾车干扰运狗车正常行驶，并终于迫使其停车。尽管安先生最初期待“能用较平和的方式救狗”，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念善心，将在今后几天里引发一场行动和舆论的风暴。

当天晚间，截停运狗车的消息通过微博被迅速传播出去，数百名爱狗人士纷纷驰援，造成当地交通持续拥堵，导致警察赶赴现场维持秩序。在反复谈判之后，从河南焦作收购的这一车520只狗没能抵达长春的屠宰场，而被两家机构和在场的志愿者捐资10万（一说11.5万）购买，并连夜加以救护。志愿者发现，尽管司机声称有合法的检疫证明（警察也试图以此为由驱散人群），但在车上已经发现感染犬瘟、甚至已经死亡的犬只。

据一位参与者事后回忆称，在最初的12小时里，他看到的是“民众的爱心热情和网络的力量，很多人的盲从，爱心泛滥”。在入夜后僵持不下的谈判中，部分志愿者开始情绪激动，流泪痛哭，甚至下跪恳请司机放狗。尽管最终基本达到目的，然而这些志愿者并不知道，自己这种激烈举动已经在网络上引爆了一场论战。

论战的表层，停留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救狗是否合适”、 “吃狗肉是否也是食客权利” 、“10万元收购整车狗是否强迫交易”等等。然而在当下中国这个各种利益关系、观点立场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尤其关联到最近层出不穷的失踪事件，520只狗的性命问题也偏离了最初单纯的动物权利保护轨道。在针对志愿者的激烈批评声音中，也来自另外一些爱狗人士，甚至不乏某些致力于推动媒体自由和维权事业的人士。

此前刚刚接受法国人权委员会2010年度人权奖的著名媒体人温云超，总体上对救狗事件持讥讽态度，关联到最近包括艾未未等多名维权人士失踪，他在微博中表示，“一天到晚丢人的国家没人关心丢的人去哪了，却有无数人在关心狗丢了，有比这更神奇的么？”、“人狗闹剧可能正是这个国家价值扭曲虚伪成风犬儒盛行的真实写照吧”。针对志愿者的激烈行动，他引述别人的批评说，“法肓不可怕，就怕法盲有文化。北京爱狗人士不敢去屠狗或贩狗市场外的公共场所集会抗议，却敢到高速公路上拦车欺负运狗的农民。”

电影导演陆川也通过微博感叹，“救助狗狗没有证明我们多有勇气多文明，因为某人也在笼子里，同类被囚，没有多少人激愤如此。拯救狗狗的群情激愤让我感觉多少有点荒诞，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狗进出的洞敞开着……”当因此遭到爱狗人士攻击后，陆川更加激动地以自己养狗的事例批评，“你们这么有爱心，可是你们连爱一个和你们稍微意见不同的人都做不到……你们习惯了几十年一种声音，不允许探讨，不允许反面意见，不允许舆论监督；可即使是讨厌的声音，也理应获得尊重，因为反面意见才是大运动中头脑集体发热时应该倾听令人理性的声音。强制会把正义也转化成恐怖主义。”

和陆川立场相接近的，是来自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郭玉闪，他提醒说，“中国人特点，在认定某种善/价值观时可极端至刚愎自用，乃至为了此善而不择手段。故重庆薄督为打黑任意拘押律师羞辱法治，爱狗人士则强车主卖狗。即便他们心里充满正义感，无底线之善事乃为大恶。”

与此相对，支持拦车救狗的人士也不甘示弱。同样来自传知行研究所的律师夏楠表示，“‘你有爱心去救狗，为什么没有爱心去救人？’这实在是蠢不可及的逻辑。救狗者如果会吵架，他可以回一句：‘你有勇气批判救狗的，为什么没勇气批判抓人的？’”

作家全勇先也在微博上回击称，“这世上有很大一批人，你要是救狗，他就说那么多要救的人你怎么不救？……真正心存善意的人，不会假借一种善行指责另一种善行。这些人除了指责什么也不会做，他们的逻辑是：小善我不屑做，大善我没能力！”“动物的待遇提高了，人的待遇自然也会提高。尊重狗命了，也就开始尊重人命了。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只尊重狗命而不尊重人命，世上倒是有一些狗命人命全不尊重的国家。”

尽管言辞激烈，但在这场“狗权遭遇人权”的论战中，不同观念相互激荡，以表面上的冲突形式给公民社会提供了更多实质上的思考空间。亦有评论者透过双方语气激烈的言辞，看到了这一事件背后的积极意义所在，著名编剧、作家宁财神就指出，“吃狗和爱狗的辩论，让我看到希望，不同观点的碰撞，辩论，行动，是形态丰满的雏形。”郭玉闪在和爱狗人士的辩论中，也提出“勇猛精进的同时不失慎思慎行”。“勇猛”和“审慎”这两种美德，或许可以成为救狗行动积淀下的共识，也成为下一步公民社会建设所必需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