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言中国政府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多年来，中国媒体上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非常罕见。由于从上到下的计生既得利益团体与所谓不容挑战的国策的压制，再加上讨论更多地集中在计生政策导致的人权问题，因而也难以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媒体上得以呈现。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出生率下降，而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似乎也有见底的趋势，经济学、社会学各个领域的学者纷纷意识到，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将可能给未来中国带来许多难以调整的矛盾。

今年来，这一话题逐步升温，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回公共讨论核心场地中。近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的文章《生育政策应尽快调整》就引发了许多反响。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主要数据的公布，为人口学界和公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以廓清生育率估计的重重迷雾，加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陈友华的判断是，中国人口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生育率早已很低。他说，“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妇女生育率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所谓世代更替水平，是指在目前死亡率水平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2.1个孩子。在该水平上，一国总人口动态稳定）。

由于缺少较为准确的基础人口数据，中国生育率究竟有多低？现行生育政策是否需调整？都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六普”发布了新的基础人口数据，人们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并未如官方估计那么高，人口总量峰值大大低于此前预期，抵达峰值的时点也进一步提前。

　　“六普”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普查时，中国总人口为13.40亿人。这不但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2005年提出的人口规划目标（2010年13.7亿）近3000万人，也低于联合国2008年版中国人口“低方案”预测结果（13.54亿）。

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惯性增长速度大大降低，人口快速增长早已成为历史。可初步断定，2000年-2010年间中国妇女年均总和生育率在1.40-1.60之间，2010年时极可能已不足1.50。

根据三种场景的预测，假设2011-2100年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维持在1.40（低方案）、1.50（中方案）与1.60（高方案）的水平上。

低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75亿，于2020年前后出现；中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86亿，于2022年前后到达；高方案下，中国总人口峰值为13.98亿，于2023年前后抵达。

无论哪种预测前景，中国总人口峰值均不会超过14亿，不仅大大低于此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估算的15亿左右，而且峰值出现的时间也比该报告预估的提前至少10年。

1950年-2100年间，中国总人口的变动轨迹就如同“过山车”。即便乐观估计，到2100年时，中国总人口规模也将缩减至7.5亿以内。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将不断加剧，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陈友华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主要表现在：大量的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生存风险、养老风险、贫困风险等正在徐徐释放；出生性别比失衡更加严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劳动力培养成本日渐上升，劳动力供给面临短缺……。

中国人口红利来得快，去得也快，中国经济极可能由目前人口红利推动的结构性增长转而进入由人口负债推动的结构性衰退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因此而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早已告别了人口快速增长时期，而妇女总和生育率目前极可能已低于1.5。目前，中国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但正处在人口惯性作用下减速增长的阶段。10年后，中国就会迎来人口的负增长。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已发生根本变化。

随着母亲受教育年龄的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的提高、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多的人不愿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基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已无必要。

就理想目标而言，中国近期应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陈友华建议，考虑到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生育潜能的集中释放，加之政策调整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生育政策调整采取“四步走”战略：

　　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4年，普遍允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单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允许再婚夫妇无条件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第二步，从2015年开始至2019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第三步，从2020年开始至2024年，对生育数量不加任何限制；第四步，从2025年开始鼓励生育。

以目前中国生育率变动趋势看，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可能还要进一步加快。极可能出现的是，2020年前，中国就要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了。

陈友华提出，生育政策调整必然是个艰难的过程，可能遭遇政府相关部门的阻力。由此带来的决策的滞后，会贻误政策调整的时机，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他建议，生育政策调整，必须摒弃既往的“部门决策”体制，走向社会决策，并强化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