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税负苦 官员怎感知

10月26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以童装加工知名的织里镇发生群体性事件，童装加工企业的税收社会化征管过程中，代征人员与外地业主发生纠纷，因处理不当，最终引发了抗税事件，高峰阶段的围观人员多达数千人。在此之前，因为中小企业生存困境艰难，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动议要出台减税新策。织里抗税五天后的31日，财政部出台了65号、66号部令，启动了针对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减负政策，如销售货物增值税的起征点从月销售额的2000-5000元调到5000-20000元。

网上的《公民月刊》刊出聂日明的一篇文章：织里抗税的遗产：降低税负没有退路。文章说，对于个体工商户性质的小型与微型企业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利好。进而，我们要再问，这个政策能有多好？我们认为，利好有限。由于中小企业的财务建账水平有限，税务征缴部门难以用销售额等从量从价征收方式，定额缴纳、本地机构包税成为普遍的征税方式。以织里为例，当地的童装企业的税制实行的是定额核定、从量征收，2010年每台机器征收343元，2011年每台征收620元，并且征税权委托给社会化代征机构，亦即包税制。在这种制度下，税务部门对征多少税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增值税与营业税仅是中小企业负担中的九牛一毛，除了林林总总的税及附加费与基金外，还有年检、卫生许可、牌照换证、报刊等行政收费与摊派，提高起征点很难有效降低税负。从疲软的宏观环境与复杂的社会形势来看，政府财政增支的任务还很重，以财政部的立场来看，减税只可能是象征性的，中央及地方政府不太可能真正的推进“结构性减税”。

作者指出，高税负、二次分配不公等税政痼疾已经严重透支了社会稳定，相当多的社会信任危机都是这一痼疾的结果。例如，织里事件中的外地业主对本地富裕业主小轿车的打砸，发达城市的本地居民对外地居民的仇视，社会普遍的仇富心理，对开发商的痛恨，对知名企业家不慈善行为的指责。这些背后隐含的都是对自己生存境况的不满意，深切地感觉到自己没有赚到钱，所以他们把气撒到富人身上、撒到开发商身上。为什么赚不到钱，以中国劳动力当前的平均工作时间及努力程度，这是完全不正常的。毫无疑问，问题是出在政府身上，税负过重及税收的再分配不合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政府不仅在宏观资源配置机制及再分配机制的公平性上无所作为，还成为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在初次分配（征税）和再次分配（财政支出）的制度设计上把政府利益作为主要的考量。

文章说，在税政的设计上，税务部门也尽量避免与纳税人直接接触，大量地采用间接税、价内税及代征代缴，使得普通纳税人无法切身感受自己所缴纳的实际税费，亦无法得知最终的税收归宿是多少。例如以企业为征税主体的增值税等一系列间接税，其最终承担者无疑是纳税人，而直接税中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般是由机构代扣代缴，烟酒、奢侈品、燃料油中的消费税亦采取价内税的方式，普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价格中的税率之重，甚至高达80%。

危险还不止于此。高启的税负，为纳税人带来的苦痛，需要有渠道来释放，例如实际收入以超过税收增长的速度提高，也可以是让其拥有抑制高税负的抗增税权利。但在当前，这是一种奢想，超税率的高收入增长是不切实际的。而在抗税权利与声音上，除了学界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