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陈光诚，国际关注“该如何做是好”？

笑蜀的立场转变，无疑在一定范围内暂时平息了“国际关注该如何做是好”的争议，表面上获得了一致共识。然而仔细分析，这场论战仍然缺少太多针锋相对的真正冲突。几乎所有的争执与碰撞，都如同《三岔口》的夜战，在毫厘之间擦肩而过。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视频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在中国比在美国激起了更大的反响。这种热情一方面来自对世界名校的好奇，另一方面来自于当下中国社会失序、人心失范引发的焦虑。此外，公正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左支右绌的话题，没有万金油式的规则，只能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中见招拆招。

同样，近一个月来，围绕陈光诚的国际关注也产生了一场“该如何做是好“的唇枪舌剑。11月15日，媒体人笑蜀（陈敏）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为什么中国就不会听》，批评美国国会法案和国务卿希拉里的讲话可能在保护陈光诚的问题上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一评论引起了激烈争议，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定这就是“带路党”的确凿证据，而更为激进的异见人士则认为，这是典型的投降论调，并在Twitter上进行了猛烈批评。

在众多声音中，旅美异见人士胡平和何清涟都写下了长篇评论来表达不同观点，美国学者林培瑞也投书《纽约时报》，表达了他的质疑。面对这些严肃认真的商榷，笑蜀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于12月17日发表文章《从陈光诚开始，用诺贝尔和平奖引导中国转型》，呼吁效法南非，通过产生一个具有道义勇气的诺贝尔得主群体，来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

胡平在《国际关注是帮倒忙吗》中提到，抗争者之所以起来抗争，背后的支撑动力是血性、血气，是尊严、自尊。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补偿或改善处境，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尊严，为了坚持正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异议人士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其处境通常也就会稍好一些。英雄行为越是广泛地被社会所知晓，才越是能产生它应该产生的社会意义。

何清涟在《在夹缝中艰难推进的中国人权  兼评笑蜀“国际社会帮倒忙”之说》中，解释了美国为何放弃了1990年代的“人权外交”，以及北京如何通过“经济援助”干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的运作，以及个人该如何谋求国际援助。她认为笑蜀寄希望于双边对话的想法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并呼吁借鉴“回飞镖理论”，实现社会运动的内外合力。

而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则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短文，认为笑蜀的说法和其他中国异议人士多年来的言论形成了强烈反差，他援引刘晓波十年前的领奖词称，“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来自世界各地、源于人之本性的每一点善意鼓励……都使我们心存感激与敬畏。”林培瑞质疑，和众多异议人士相比，陈光诚问题真的与众不同吗？还是我们应当等陈光诚本人来表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时发言的美国人权活动家康原（John Kamm）也回顾1990年的例子，称北京抉择的动力是利益，而不是面子。

面对这些批评，笑蜀本人也从原有立场上后退，承认自己当初的担心是杞人忧天，主要错误是“高估了体制的抱团能力”，而事实上整个体制已经群龙无首，没人愿意和有能力统一步调。因此国际社会在陈光诚问题上大有可为，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应当尽力采取措施，促成陈光诚彻底自由。而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推动陈光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种短期内接连获得诺贝尔奖的先例，则是南非在1961年、1984年和1993年共有图图大主教、曼德拉等四人获奖。而如果陈光诚能够在刘晓波之后再度获奖，既是对他的最好救援，也是给全体中国人一个明确的鼓励信号。

笑蜀的立场转变，无疑在一定范围内暂时平息了“国际关注该如何做是好”的争议，表面上获得了一致共识。然而仔细分析，这场论战仍然缺少太多针锋相对的真正冲突。几乎所有的争执与碰撞，都如同《三岔口》的夜战，在毫厘之间擦肩而过。

事实上，多数针对笑蜀最初观点的批评，都在有意和无意间偷换了两对概念，一是究竟“反抗者”如何做，还是“旁观者”如何做？二是作为旁观者，国际社会“要不要关注”和“如何表达关注”。

首先，笑蜀挑起争论的文章，本意完全不在于指点反抗者该如何做是好，而是指点旁观者该如何做才更负责任。而胡平的立足点则完全转移，致力于抗争者自己的心理分析。然而旁观者在强调“血性”或时“尊严”时，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这不是善恶对错的问题，而是角度立场使然。如果陈光诚以尊严为信念坚决抗争，当然值得击节赞赏；但是旁观者鼓动“血性”，却洗刷不掉大言不惭的嫌疑。这是因为，在专制环境中依靠道德感进行反抗，是具有高度个人性的行为。而旁观者的道义，却在于审视局势变化，帮助反抗者做出最有利的策略选择。用胡平自己的例子来说，如果强盗抢走我们的财物，尊严和荣誉固然会促使受害人就地反击，但是作为旁观者，如果在看到强盗手持凶器，受害人有性命危险却不去暂时阻止，反而为这种“血性”叫好，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其次，至于“要不要关注”和“如何表达关注”的混淆，正如媒体人安替的表态：“我不同意笑蜀同学，老外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既然中国崛起了，横竖你们没办法影响中国，所以请你们站直了，坚守你们自己价值观，别做一些让中国人民看不起的妥协事情，让人觉得钱能买你们的良心。”事实上，无论是笑蜀还是安替，大概都不会希望国际社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妥协，区别只在于，在坚守价值观的前提下，旁观者如何有效地表达关注，才是对陈光诚最有利的方式。

再次，正如何清涟指出的，入世之后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武器在中美双边外交中失效，而联合国人权机制又被中国蓄意“掺沙子”，因此只能诉诸于外国的国内政治。诚然，作为主权理论的忠实信徒，北京政府从来都是“外交”而不是“国际机制”的实践者，北京面对1966年政治权利公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约的迟疑和保留姿态明确无误地宣告了这一点，所谓地区性人权保护机制更是空中楼阁。但是，国际机制的失效并不意味着外国的内部政治姿态是终极武器。相反，和外交手段相比，外国国会与官员隔空喊话这种单方表态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在中国这个体制内部形成有效的力量传递。在缺乏国际战略眼光的地方当局眼中，“连美国人都立法保护”可能更容易被理解成为用心险恶的特洛伊木马，并煽动底层民众对无辜者的狭隘仇恨情绪（这正是临沂当局雇佣打手时的洗脑工具）。

当下，在国际机制 双（多）边外交 外国表态这三个层面中，外交手段仍然是当前最能够被中国接受的方式，因为后者从本质上仍然是梅特涅  而非威尔逊  的信徒，而它又足够庞大且有力，庞大到可以让任何国际机制没有自己便办不成事，有力到可以不必认真理会外人的自言自语，并且反过来把这种自言自语理解为一种无视自己存在的羞辱。

最后，笑蜀的匆忙转变，同样和他自己的一贯立场有矛盾之处。胡平在引述笑蜀当年言论时提到，媒体对于访民的作用，往往是“好心办坏事”，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因为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幻想，浪费的生命成本反而更高。今天笑蜀所呼吁的“推动陈光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反而似乎正在重走这条老路，给予当下的维权人士过于虚幻的想象。陈光诚固然是一座道义的灯塔，但是在目前状况下，却只是一座静止的灯塔，且覆盖面和感召力都和当年的曼德拉不可同日而语。1993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分享诺贝尔奖，是因为他们携手采取了积极行动来推动体制变革，而不是倒果为因，因为获奖才推动了体制变革。事实上，功不必自我成，少考虑一些获奖的事，或许更有利于当下的社会运动培养起一颗平常心。多游说各国不停地在对华外交中施加频繁的轻度刺激，效果会好于指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镁光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