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谈中国发展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来自中国的民间组织首次与欧洲以及拉美的民间组织展开了同台对话。对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虽然起步很晚，但是，他们中却不乏胸怀大志、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就是其中的一位。令人惊讶的，这位民间公益组织的领导居然曾经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并且担任过民政部多个司的司长。那么，这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为何要从官方“跳槽”至民间？中国的民间组织究竟拥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在中国，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借里约峰会的机会采访了与会的王振耀先生。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网络DR

王振耀：我在民政部工作了二十二年，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农村选举，老百姓能够决定谁来当村长。这是几千年来的一次大变革，成功了。第二件事是做城乡最低保障，这一开始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不干活还能够拿工资，现在城乡最低保障已经覆盖到八千多万人。这也是一次体制性的变革。第三件事，是我要把清官救灾改成责任救灾，这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让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救灾体系还是不错的。当然，后来，我又推动了孤儿和老年人的津贴问题。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期间我还做了许多慈善工作，经常做一些捐助活动。中国政府组织的两届慈善大会，我都是大会组委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也就是实际上承担了日程的组织和协调。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也做了不少工作。

法广：既然您在体制内做了这么多工作，那您为什么要从体制内跳槽出来呢？

王振耀：我觉得有些事情在体制内确实是推不动。因为，中国的社会太脆弱了，中国的民间组织太薄弱了。我虽然在体制内发了许多文件、提出了许多要求还是推不动。我一直非常着急地找一下民间组织，不停的开会，研究怎么才能联合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是，我发现还是推不动。所以，正好，我自己年龄也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应该把我未来的几年贡献给中国的民间社会，让民间社会通过我自己的经验、以及我个人的关系网络能够更快的发展强大起来。

法广：您为什么认为发展中国的民间社会对中国来说这么重要呢？

王振耀：我觉得中国社会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没有一场广泛的社会改革，中国就不会有长久持续的稳定，而社会改革最关键的是让民间行动起来。其实，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民间社会的理解有一个误差，认为民间如果强大起来一定是同政府分庭抗礼的，认为民间社会是不稳定因素。其实，我在民政部这么多年的经验使我深深的了解，民间社会实际上是会大量承担社会服务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出来把我的想法带到民间，让民间迅速的强大起来，承担起民间社会可以承担大量的服务性的需求，因为中国社会目前的大量的服务性的需求光靠政府的现行体制是不可能获得满足的。中国社会到了今天确实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这个社会改革就是要大量发展民间组织，使他们能够承担起大量的新的服务职能，这样，中国才能迈过一个大坎儿，中国社会才能进入长期的稳定，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进其他的改革。

法广：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民间活动的？是如何起步的？

王振耀：我2010年6月正式离开民政部，到现在整整两年。起步很简单，我发现中国的民间社会缺乏这么一个链条，一个非常重要的链条，那就是培训、教育、研究、咨询，这些都没有被大量广泛地展开，整个一个行业如何没有咨询和培训，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这个体系就会很脆弱。所以我们就开始兴办，我们最开始就叫壹基金公益研究院，今年又更名为中国公益研究院，就在北师大里面，我作为博士生导师和教授一边推动学生的培养和系统的研究，另外，做一些咨询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法广：您所说的推动民间社会发展同中国政府所发展的街道委员会有什么不同呢?

王振耀 :民间组织和居委会是大不相同的. 民间组织是由民间社会自身注册登记的法人组织，他不是政府的下属，政府不发放工资。他所从事的是一些专业的服务活动。这些都是居委会所不能提供的。譬如说，照料儿童，照料残疾人等等。而居委会和村委会就是过去我所属的民政部管辖的，他们是不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的。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基层社会服务活动存在基本的区别，两者可以互相配合，但不能互相替代。举个例子，有人要自杀，居委会虽然可以做许多工作，但是，一个专业性的做心理咨询工作的社会组织来负责处理，这样效果肯定会好得多。所以，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基础政府服务组织责任不同，主体不同，服务的内容也不同。

法广：最后，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官方虽然允许民间组织的成立和运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民间组织往往遭受到重重的压力。不如说，北京有个非政府组织叫公盟，他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维权律师许志永，公盟经常为去北京上访的人提供一些服务，给他们送被子送食物，另外，公盟还帮助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解决子女上学等问题。许志永经常遭到警方的骚扰，殴打，甚至还经常遭到软禁，拘押。不知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王振耀：我觉得中国的民间社会的成长还需要一个过程。两方面都需要适应。一方面是政府应该转变理念，政府应该鼓励大量的多种类型的民间组织的成立，应该认识到民间组织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他不过是使用非政府的方式，他能够弥补政府的许多缺陷，当然，也不否认有些地方可能会批评政府。政府应该调整理念，政府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转型，政府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民间社会也有许多方面要学习，我到了民间组织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民间组织一大缺陷是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不善于吸收政府的退休官员，不熟悉政府处理问题的一些规则，如果吸收一些有经验的人就会使事件发展得很平和。当然，我相信政府与民间总是会有一些矛盾冲突，但是，如果中国的体制转型顺利的话，这些矛盾的解决就应该保持在可以协调可以互相促进的程度之内。

感谢王振耀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