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夏约建筑大学与上海同济大学进行城乡建筑遗产保护教学交流，于2月22日至23日在夏约建筑大学进行“欧洲与亚洲1550年至1950年建筑交流”研讨会。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法国和美国的建筑师，大学教授回顾欧洲与亚洲在近代建筑上的互相影响。同济大学的副校长伍江教授谈及了上海如何在保护法租界等建筑遗产与中国快速发展中找平衡，他认为在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中，民众的意识觉醒，政府的参与和建筑师三个因素融合会使城市文物遗产建筑得到更好的保护，一些人对历史文物的破坏主要是因为对自己文化不了解。
法广：您在研讨会上介绍上海的法租界现在存留的状况，上海是如何保护这个历史遗产的？
伍江教授：在上海城市中心的法租界 是上海一块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上海这个城市空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到现在上海人心目中的上海法租界是比较好的居住区。那么当然随着中国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城市发展速度快，对文化遗产的破坏非常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从80年末90年代初开始提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认为很及时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因为 随后的10多年的发展减小了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从2003年开始上海划定了历史遗产文化保护区，其中原法租界占一半左右。随后，上海政府，学界，专业界对保护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保护区里面建设活动非常多，怎么做城市发展建筑中尽可能的不要去破坏现在还存在的遗产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多。
上海现在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控制如何让新建筑在建设开发中不要受到破坏，但是问题是旧建筑，旧街区每天都有人生活在里面，还有很多不是主动的破坏，如建设报停，有停车位，调高家里生活品质加空调，这些正常要求会对历史建筑造成很大破坏。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商业活动非常发达，很多老的街区的居住空间变成商业空间，虽然丰富了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活方便，但是也对文物遗产造成破坏。我们与政府制定了规则让开发商，居民知道那些建筑不可以动。这样保持了城市的活力，城市不是博物馆，但是不要破坏历史建筑所以要找到平衡。
法广：如何通过政府管理与民众互动呢？
伍江教授：上海法租界是19世纪中叶开始建筑，到20世纪20年代基本成型。上海法租界给当时城市发展带来冲击，因为20世纪初西方的城市建筑发展进入了现代化的阶段，中国从清朝出来不具备现代城市发展观念，包括法租界，英租界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建筑发展 。另外，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从具有特色的建筑系统与西方完全不同，比如说中国的宫殿，园林中国特有的院落式的住宅，这都是西方没有的。所以当西方建筑进入中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城市视觉形象和全新的城市生活空间，这对中国冲击很大。中国几千年的建筑与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方建筑冲击后，形成了非常开放的建筑形式，形成了上海特有的建筑形式里弄，上海人叫石库门，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但是法国和英国也没有，里弄是中国传统的居住方式，居住空间的特点与西方现代化的建筑艺术观念包括装饰融合在一起，成为上海最大的一个特殊。里弄与西方19世纪20世纪的房地产开发相关，成片，实际上是西方现代商业化社会里面产生的住宅开发行为，很像西方连排住宅，考虑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一种一个一个的居住单元按照西方房地产开发观念连在一起，还有中国大量的材料和西方装饰，把装饰都集中在门上面，石库门的名字从这来。这个用石头做的门90%是西式装饰。
法广：您如何与上海市政府具体合作保护如里弄具有特殊的文化遗产呢？
伍江教授：这个比较困难。这种日常市民在里面生活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困难大。这里建筑历史上曾经至少是城市中产阶级以上人居住的地方，但是由于后来历史的变化，里弄成为城市里下层人居住的地方。本来是一家人居住的石库门房子现在变成3，4家人甚至10家人居住的地方，房子非常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变和保护文化遗产呢？政府也好，社会各方力量也好要改善大家居住水平，进行大量拆除造成城市建筑的断裂，这让人头痛。我认为应该找不同的路径去保护。比如说上海的新天地，以前的里弄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商业中心，当然也有人批评里弄成为商业中心，以前的灵魂都没有了。我认为如果建筑原功能不能适应，应该去转换。当然，还有更好的模式，比如说上海的天子坊不是开发商把里面老百姓赶走，而是鼓励里面的居民，房主按照规划参与建筑功能的置换，把房子改造成商店或者酒吧等，经济效益被开发商拿去而是直接归房主。我觉得这个途径比较好，当然也还有其它途径，不应该只有一种或者两种，应该有更多的办法去保护这类建筑。
法广：中国建筑师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伍江教授：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筑师这个行业，所以中国的建筑学完全是有由于留学生到西方留学后带回中国的。所以第一代出国留学会中国的建筑师我们称他们为第一代建筑师，第一批人数不多也就一两百人。他们对中国的建筑事业，对中国的一百多年来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天会里提到的刘既漂就是其中一位。他们有的在中国开业培养了很多学徒，也有的在中国从事教育。中国的建筑学校也随之产生，培养了大批建筑师，我们把第二批叫做第二大建筑师，其中有19三十四十年代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建筑师。接下来是解放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培养的第三代建筑师。然后七十年代是文化大革命，有个断裂。到了高考恢复建筑学也恢复，一般把高考恢复后的建筑师叫做第四代。
我个人认为建筑师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有极好的机遇。我们走上专业舞台时，有个专业裂缝，一般建筑师比我们大至少是二十岁以上，所以我们比较早地开始了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机会去做的工作，很多人三十岁做教授，做项目。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因为我们比较快地走上第一线。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得我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造成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理解不够。很多人不是在有意的破坏，实际上是他对于文化，历史的积累不够。第三个挑战是我们面对中国这么快速的发展，大量的房子和城市建设给了我们很多机会，造成了我们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慢下来进行思考，每天都在赶任务。因此很难有建筑精品，我很高兴还是涌现了杰出的建筑师，如王澍获得普里兹克建筑奖的杰出代表。我希望我们这代建筑师和更年轻的建筑师加强文化熏陶，包括对世界各地和对自己中华文化的了解，使得我们有更深的文化修养。我们希望中国就像前五千年那样发出更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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