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谈“幸福中国”与公民的“权利增量”

中国12届人大落下帷幕，习近平和李克强正式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中国人大会议释放的信息显示出新领导层未来的执政意图。法广《人与社会》节目邀请法国塞尔齐-蓬图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谈谈看法：

法广：您对这次北京两会释放的信息怎么看？

张伦：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能唯一让我觉得有点新鲜，看到一点希望的东西，是在通过几个人选尤其是人大常委会环境委员会主任陆浩的时候，出现了800多张反对票，这可能是政协人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件。除此之外，不管新当选的领导人怎样强调，我都还是有点失望，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大的新意：所谓“幸福中国”，“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实干兴邦”等等，坦白说，谁都会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很好听。但关键是这些如何才能落实。话过去这些话少讲过吗？回头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或者报纸，什么时候不都是在讲中国是幸福的吗？包括文革的时候，我们这些过来人哪天不是在听到在讲“中国是最幸福的国家”？现在讲要建设“幸福中国”，有点正面的意义就是至少还承认，现在离幸福还有距离。这种现实的态度还值得肯定。 此外，几位领导人同时强调要尊重宪法，对这，我也给予应有的肯定。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值得提及的。人事的更迭，事先大部分都已很清楚了。至于他们的能力如何，还有待于今后的观察。

法广：刚才说这次两会讲的“幸福中国”，你觉得他们能做到这个吗？

张伦：这要看怎么定义“幸福中国”。从一般的意义讲，可以肯定的说是做不到。因为这个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你怎么来定义“幸福”？幸福是一个主观感受的概念，有人喝白水觉得很幸福，有人喝可口可乐觉得幸福，有人一定要开汽车才觉得幸福，可有人安步当车觉得幸福。你怎么认定幸福呢？是否行得通我很怀疑。今天许多人要坐汽车，没个车感觉不幸福，但呼吸北京那样的空气，许多人会觉得是幸福吗？

幸福指数这些东西在国际上就完全是个相对的东西。它只能是个参考性的。那么现在以一种国家哲学的方式，以一种国家意志，国家政治的方式，来定这样一个幸福指数，施政纲领，叫“幸福中国”，不是有点让人觉得奇怪吗？

幸福与否要民众自己有权判断

所以在我来看：民众的幸福不幸福，要民众自己有权利判断才行，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觉得是幸福，这个权利要给人民。比如重庆“唱红打黑”，如果我愿意“唱红”的时候我就“唱红”，我可能会很高兴，如果我不愿意“唱红”的时候，领导非让我“唱红”，扭秧歌，即使我唱了红，我也会感到很生气，很无奈，甚至很愤怒。所以，关键问题是要还给中国公民权利，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叫“权利增量  下一步中国改革的唯一标准”。比如 , 现在说给人们增加一些福利，减少一些税收，当然是好事，人们会高兴，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民众没有得到权利，（不是权力Power，而是Right权利，中文这两个点经常混淆，是个很大的麻烦），明天就很可能收回去。只有公民真正具有了权利，不管国家的政策怎样给，就都会形成压力，迫使国家的权力向着符合人们希望的方向走，迫使官员真正为人民服务，否则的话，很可能发生的就是（过去也发生过），今天碰到一个好领导，提倡“幸福中国”，当然可以给你一些东西，哪一天他不高兴了，不做了？不赐予一个福利的政策，又该如何？重庆的许多企业家，今天挣了钱，明天又打黑了，你就没有了嘛！中共建国刚开始的时候，也分了土地，转身说要搞公社化，就收回了。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以一个“皇天浩荡”的方式说要怎么怎么。这次两会当中再三讲“人民，人民”，但什么是人民？真正有权利的公民才能形成一个有力量的人民，否则在一个没有权利的格局下，人民从来都是官僚甚至是专制者嘴上拿来说事的，忽悠人的词汇。

中国的公民真正具有了权利的时候，所谓“幸福中国”的建设 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意义。否则的话，即使天真得都蓝了，地都绿了，前提是不准随便说话，那人们会觉得幸福吗？当然，提“幸福中国”比不提好，我们谁不希望中国是个“幸福之地”？但问题是，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攥在上方手里，攥在领导人的手里，一切由他们决定，没有基本的权利，最终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很难感觉到幸福，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原因就在这里。人不是动物，是需要自己的主体意志和情感的表达的。

法广：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学法律出身的法律专家，习近平还提出要尊重宪法，那么未来的中共这班领导人，您认为他们在尊重宪法方面能走多远？

张伦：中国的所谓：“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的结合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很荒诞。过去几十年，成天讲，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也尊重宪法…，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宪法从来都是党的领导的一种工具。

让执政党受宪法约束需有反对党

能不能让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共产党本身真正受到宪法约束，这需要政治力量的平衡，要允许有反对党，允许中国各样的公民力量，社会舆论的监督才行。自己监督自己，我不监督怎么办？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解决，这种宣示本身，当然不是一点正面意义没有，但没有制度性的落实，没有社会政治的力量来贯彻，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讲“人民当家作主”，什么时候中国的人民真正当家做过主？几十年来总说人民的共和国，那个人民大会堂的人民代表从来不就是党指定的代表吗？现在有些人经常讽刺西方的民主。西方民主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明显的。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民主从来就不是理想化的尽善尽美的，不是不会出问题，甚至是危机，但它却可以为我们尽可能地提供某种利益和矛盾的表达和协调机制，尽可能地避免那种大的动乱。

假如希腊危机发在中国

举一个例子：希腊现在这样的危机是比较严重的，这种问题跟希腊的民主制度没有关系吗？肯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政党、政治力量为了迎合民众，搞过多的福利等等，我们暂时不说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希腊有没有发生巨大的骚乱？到现在为止没有。为什么？就是那个政权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民不高兴的情况，可以再换一个，这当然会有许多问题，但它没有那种绝对的厉害冲突。经过授权的领导人，即使把事情搞糟了，做得不好，人们也得认倒霉，因为那是你们没选好。假如希腊那种危机在中国发生，不要说到希腊的程度，只要有三分之一的那种危险，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敢想象吗？中国那个政权，中国这个执政者集团和中国民众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政权没有经过人们的授权。人们会说，这些人从来跟我没有关系，这些人在台上当什么领导，都与我无关。平常日子过得对付的时候，还可以应付。如果日子一旦不好，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民众的反抗和暴力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发生革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党的领导需要人民授权

所以，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都要解决这个“党的领导”要受到制约、人民真正得到授权的问题。现在这么个权力格局下谈尊重宪法等，我是抱相当的怀疑。很简单，举个小例子，中国的宪法里有那么多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但你看看在开人大两会的时，在这些领导人宣称要尊重宪法的时候，多少人完全被关在家里！多少访民被无端驱除。这是根本违反宪法的。你做的和说的东西完全相悖，脱节，怎么可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呢？习近平先生前一段曾经也提到过，“宪法的问题关键是要落实”。如果他能把这个话，从现在开始，在执政党的执政上，真正好好推行一下，我想这对树立宪法在中国的权威还是有帮助的。但是，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不解决，从根本上，我还是怀疑所谓的“依法治国”能够真正得以贯彻。

法广：李克强说，改革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似乎是要分一部分利给民众，你觉得他做得到吗？

张伦：真要下决心，会做到一部分。中国的利益集团也不是愚笨到一定一点利都不能让，就一定要“我朱门酒肉臭，哪管路有冻死骨”。有些东西可能也会让一些。但是，要真正做到一个社会的公正，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我不抱乐观。因为这个问题、中国的利益集团是跟这个体制相关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是从哪儿来的？是这样一个政治结构造就出来的。一方面搞经济自由化，有这样一种利益摄取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是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那还不是怎么高兴怎么来吗？每个地方的领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皇帝”，七大姑八大姨，鸡犬升天这种事我们听多了。

改革唯一标准是公民权利的增长

这样一个权贵利益集团和这样的结构是相关的。你如果不下定决心改这个结构，即使今天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打破一点，这个结构不变的话，这一批人吃饱了，边上休息吃喝玩乐去了，来一批新的会照样盘剥，中国民众依然难见天日。所以，考验他们新领导人的决心，就是看这个结构要不要动？下一步中国改革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公民权利能不能增长，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权利能不能增长。如果中国公民权利能增长，这种权贵结构就会能得到修改，权贵的利益就会得到遏制，恶性膨胀的国家权力也会得到适当的调整，否则什么“大部制”等等改革，中国这种改革已经搞了多少回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抱怀疑态度。以上是法广“人与社会”专题，采访法国塞尔齐-蓬图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谈“幸福中国”与公民“权利增量”，由古莉主持，感谢Arnaud 的技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