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得奖者 审查是极权的共通手段

颁发「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的乌克兰诗人亚历山大.沃尔内(Alexander Volnyij)表示，中苏的审查制度不会有分别，因为都是源自独裁极权的制度，只有民主化才能将它结束；而「自由写作奖」得主卢跃刚则认为，说出想说的话、做好手上的事等专业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天敌。 

麦燕庭

在港注册的独立中文笔会25日在港举行颁奖礼暨研讨会，获颁第三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的中国内地得奖者都不能亲自来港领奖，当中，因撰写西藏历史地理而被判劳改的卓玛嘉自然不能来港，另一得奖者吴义龙因筹组政党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11年，狱中及出狱后均坚持自由写作的他向笔会表明，他能来港的机会极微，最终交来题为「破夜乘星」的获奖感言，描述早已有坐牢打算的他，如何利用绝食、甚至写下遗书的方式来争取狱中写作的权利和时间，结果，他狱中写下11本书，但他慨叹，「真的需要勇气的，不是监狱里，而是面临威胁的现实社会里的写作！」

特意来港颁奖的，是苏联解体前成员国乌克兰的异见诗人亚历山大.沃尔内。曾因诗作批判苏联体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身陷囹圄多年的的沃尔内在颁奖礼上表示，书刊检查制度睿智者的精神过滤器和道德缺失的支持因素，但极权者为了巩固其权力，必定会扩大审查制度，以消灭所有进步思想，肃清出格的思想，异见人士会被丢入集中营甚或付出生命。但他坚持以诗歌这利器来敲响真理的警钟，直至审查制度随民主化的到来而终结。

沃尔内其后透过翻译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中共和苏联的言论审查制度源自同一意识型态和制度，就是极权，所以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可能会因为民族性的不同而在执行上略有轻重。

他与吴义龙有相若的感慨：现实磨灭了写作自由。他说，苏联解体后，作家亲自感受到自由，却发现自由与铁幕时期响往的有别，因而迷失，不再写作，另一些作者则顺应西方潮流，撰写暴力和物质的东西，他认为这不可能成为影响后世和人类的作家，只会成为奴隶。

事实上，坚持为使命而写作的沃尔内，传世作品多于1984年至91年期间创作，近年作品已大幅减少。他指出，异见人士写作大减的另一原因是堕性，因为苏联的专制体制瓦解后，他们觉得目的已达，毋须写作，只须享受自由。他坦言，不知如何打破这种没有前进目标的迷思，他自己只能坚持为使命写作的原则。

卢跃刚：别让党棍定义什么是好

另外，获颁第十届「自由写作奖」的新闻人卢跃刚因为身在四川救灾而不能来港领奖，他在书面受奖词中表示，领导人号召走「中国梦」，后又来了「三个自信」、「七不准」等，其实都是他们这些被灌输党文化的人「浸透骨髓地熟悉」的，所以当「小毛」在中国政坛浮现，「从重庆走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只是暗自一笑。

曾称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非毛化」过程的卢跃刚指出，现在是政改倒退的年代，形成垄断利益集团坐大、警察国家空前壮大及毛主义沉渣泛起的恶果。

他认为，中国一直在「虚构的国度」打转，虚假的历史还在毒害孩子的心灵，报告文学亦成为新权贵集团的帮闲和附庸。他指出，若要摆脱这困境，打破专制，必须坚持专业主义，「讲出你想说的话」、「做好你手上的事」。

卢跃刚又说，把「好作家」、「好记者」、「好法官」、「好医生」的评价标准抓在党棍手里，社会必然溃败，所以他会透过非虚构写作，恢复和确定社会身份，捍卫职业尊严，重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