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为什么难以积极主办日中韩三国峰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11月14日，与日韩两国议员和财界人士组成的“日韩、韩日合作委员会”的韩国代表团会谈时说：希望日韩首脑会谈和日中韩首脑会谈早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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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倍首相在不同的场合都发表过同一宗旨的谈话。而日本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11月10日在电视节目中在谈到三国峰会难以举行的原因时说：“究其原因，难道不是对方国内的问题吗？”“如果要和日本搞好关系，就难以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政治基础会发生动摇，现状就是因为对方的问题，不能举行首脑会谈。”

召开日中韩首脑峰会，是2004年由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倡的，2008年12月，在日本举行第一次会议，以后每年轮流在日中韩举行，今年的峰会原计划于5月份在韩国举行，但是由于钓鱼岛问题，中国政府表示难以出席。11月7日，第8届日中韩高级事务级协议在首尔举行，由于会议当天没有协调出具体举行首脑会谈的日期，日中韩首脑峰会在年内召开可能已成泡影，究其原因，真的像世耕弘成所说的那样，原因只在他国吗？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三国峰会的主办国明年轮到日本，但是今年的峰会在年内无法召开，这样就首次出现了一年的空白，而三国有关主办国的事项没有明确规定，中国方面向韩国询问，是否由韩国明年再次担任主办国？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李克强总理避开访问日本，而日本也觉得在韩国召开实现三国首脑会谈的可能性大，因此也希望韩国再次担当主办国，而韩国回答说：因为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很难办。

为此日本对韩国非常不满，说“韩国不做任何工作就放弃了，没有发挥主导性”。

日本更加不满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反复批判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日本外务省11月4日整理出一份题为“最近韩国所发表的消息”的资料，资料认为慰安妇问题早在1965年就根据《日韩补偿要求权及经济合作权协定》“完全而且永远地解决了”。

而这种“完全而且永远地解决了”之说，使韩国政府承担着巨大的法律压力，也使韩国无法在改善日韩关系上有所作为。

韩国宪法法院2011年8月30日裁定，在韩国与日本两国围绕“慰安妇”的赔偿请求权问题仍存在纠纷的情况下，韩国政府未努力解决问题，侵犯了受害者的基本权利，属违宪行为。

此前，韩国多名慰安妇受害者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韩日两国在索赔权上存在争议，韩国政府并未采取具体措施，使她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

韩国外交通商部2011年8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韩国政府一直坚持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负有责任的立场，但由于日本政府声称已通过1965年韩日间协定了结了赔偿责任，韩日间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势必旷日持久。声明表示，政府虚心接受宪法法院的裁决，今后将继续通过双边外交和国际舞台要求日本采取负责任的措施。

这个违宪判决对当时的李明博政权压力很大，韩国政府决定在2011年年底举行韩日首脑会谈时提及慰安妇索赔权问题，而日本的许多政治家则要求当时的野田首相在首脑会谈时就韩国民间团体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设立慰安妇像向韩国提出强烈抗议。

2011年12月18日午前，访日的李明博与野田在京都举行会谈。从来不谈慰安妇问题的李明博开口就谈起了慰安妇问题，李明博敦促日方“鼓起勇气”，优先解决慰安妇议题。他说：“为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韩国和日本应当成为真正的伙伴。为此，我们需要拿出真正的勇气解决首要议题，即随军慰安妇议题。它已经成为两国间的绊脚石。”但是野田还是重申日本政府已通过1965年日韩协定了结了赔偿责任。

如今安倍政权仍然坚持“完全而且永远地解决了”之说，抱怨“韩国政府态度变了”，但是他们没能设身处地地想想，韩国政府也承担着高于政府的法律压力，不是“韩国政府态度变了”，而是韩国宪法法院有了新的法律裁定，使韩国政府必须在慰安妇问题上与日本继续交涉，不然韩国政府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挑战，因此只要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不让步，韩国政府就难以在缓和日韩关系乃至日中韩关系上有大的作为，这并不像世耕弘成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国内舆论问题，而是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直接挑战韩国政府的合法性。（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