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生政策松动的可能后果

中国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从网络民意调查到钢琴股都是一片欢呼雀跃的景象。大家似乎普遍认为，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阻碍中国夫妇养育更多钢琴小演奏家的唯一因素。英国《金融时报》刊出帕提•沃德米尔的一篇分析：中国计生政策松动的可能后果。

文章说：即便是在计划经济体中，事情肯定也很少会如此简单  特别是在牵扯到性别、金钱以及虎妈的时候。中国政府本次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而此前的政策只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推断很多因为政策调整而得以诞生的孩子会学习弹钢琴，或许还算靠谱。但首先推测此次政策调整会让中国出现一轮婴儿潮，则比较离谱。

在象征意义层面、情感层面或许还有政治层面，此次政策调整都意义重大。在绝大多数时间，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中共不会插手私人生活  但生育是个例外。“保姆国家”越是远离婴儿室，就越受民众欢迎。

但不要因此就急着买入钢琴股：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充满各种例外规定，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原本就可以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表示，即便在最近这次政策调整前，也只有37.5%的人口受到政策的限制、只能生育一个子女。

这样来看，在此次政策调整之前，已有不少民众可以生育“二孩”，但很多人谢绝了这个机会，因为在中国（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对生育行为影响更大的是钱夹子、而非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公布之后进行的网络民意调查通常显示，50%、60%、甚至70%的调查参与者想要两个孩子。其中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年龄在46岁以上的调查参与者中，有90%想要两个孩子。这要么意味着买入生殖助孕中心股票的时机到了，要么意味着在网络上，人们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比在现实世界中更强烈。

人口学家何亚福指出，按照调整前的政策，上海可以生育“二孩”的育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了80%。但上海市的生育率尚不足1  这意味着很多夫妇根本不想要孩子，更不用说要两个了。

但上海居民不想或无法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情况，似乎在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北京计生委2010年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所有新生儿中，头胎比例达到了93%，而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的生育率和上海基本持平。

何亚福指出，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量少于他们愿意生育子女数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有时人们会因身体原因无法生育子女。日本的“意愿生育率”为2，而实际生育率仅为1.3。

当然，中国确实有一些夫妇想要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并且这些年来，不管官方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已有不少夫妇设法生了两个甚至更多孩子。同样，这往往也跟钱夹子有关：在某些地区，违规超生的罚款金额可高达个人年收入的三倍，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二胎的罚款还不够买一部iPhone。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有7个（指孩子，而不是iPhone），并可能面临高达人民币1.6亿元的罚款。但负责罚款执行的计生官员不久前表示，他们无法找到张艺谋以收取罚款。

但不论此次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是预示着迈向生育自由的一次重大飞跃，抑或只是迈向更高城市生育率的一小步（眼下的城市生育率已逼近临界值），几乎每个人都很高兴，包括爷爷奶奶辈，因为政策调整为他们的家族增加了一次延续香火的机会，否则香火可能会断。在《上海日报》调查中投票给愿意生第二个孩子的人中，约有二分之一是出于家族原因，或是出于“养儿防老”的考虑。

不过，一旦算清楚经济账，很多夫妇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一些城市家庭为婴儿购买安全的国外配方奶粉的支出，可占到家庭月收入的二分之一。很容易算出，入住带护理服务的养老院所需费用，无疑要比把一个孩子从小养育到大更便宜。因此，应当卖出钢琴股和奶业股，买入养老服务股。在中国，老年人潮的出现可能会比婴儿潮早得多。

“自利型婚姻的危机”这是陈飞翔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文章说，说到房子，是当今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价格像火箭一样飙升的房子令人望而怯步，“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说法毫不夸张。留在一线城市众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很难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短时间内置房，除非借助家人及亲戚们的经济力量。即使这群被外界称为“准中产阶级”的人买了房，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奴”，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房贷月供，稍有闪失就有可能断供。房价仍在继续攀升，人们对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心存恐惧，害怕终有一天房地产崩盘将给社会带来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没有谁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不断攀升的房价改变了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看法，伴随着看法的改变,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婚姻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观的变迁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婚姻加速呈现商业化性质，从最初的互利型，最后演变成自利型。自利型婚姻观最显著的特征是女性最希望的婚嫁对象是“有房男”，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两人艰苦奋斗共筑爱巢的朴素想法。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的女性“嫁人要嫁有房男”的理念尤为突出。

这种“嫁人要嫁有房男”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女性在婚嫁方面更趋商业化，而且严重消解了传统婚姻上法律赋予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合法性，在道德上则是陷入“家庭娱乐化”的困境。随着房价的不断上升，高到远远超越了多数人的购买力的时候，房子的性质就从一种普通居所性质的商品蜕变成了具有特别社会属性的产物。房子一旦被人为的色彩涂上了特别的社会属性，保障家庭和婚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四大功能之一的“住”功能就会异化。一线城市的女性在婚嫁方面显得特别商业化，“嫁人就嫁有房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一个女人嫁给了“有房男”就意味着自己符合了社会规范，就会被社会认可，也不会因自己的老公无房而被同事看不起，更不用担心不断上涨的房价给自己的心理造成很重的负担。“嫁给有房男”的女性看中的就是房子上面被人为涂上的那层厚厚的社会属性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住”的功能反到退而为其次了。租房和买房都可以实现“住”的功能，若从经济角度来衡量，租房比买房更加实在与便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并不怎么赞同租房，更倾向于购房，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中国文化中的“面子工程”更适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宁愿放弃部分合理、经济、有效的生活安排。

女人们选择“有房男”是符合社会规范的。但这种社会规范是在“有房的婚姻”与“无房的婚姻”之间筛选的，最后胜出的是“有房的婚姻”，由此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婚姻模式。这种类似于“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结构”的婚姻模式，一方面加大了“有房”群体与“无房”群体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无形地诱发很多“无房”群体想进入“有房”一族。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很多女性为了房子愿意给已婚成功男人做“二奶”，是因为社会认可房子的社会价值，以至于忽视了“二奶”在法律与道德层面的问题。中国社会人为把房子与社会规范捆绑起来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婚姻的稳定性，而且派生出了一道“以性置房”或“以房换性”颇为壮观的畸形社会景观。

“以性置房”或“以房换性”的做法虽然被社会普遍接受，但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传统婚姻社会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已经变成了性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这种社会意义与性意义的有效分离赋予了婚外情在性方面的合法性、法律方面上的非法性，而道德上陷入了“家庭娱乐化”的困境。

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女性都想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包括社会地位、财富、房产、小车、名望以及优质的婚姻，但现实却残酷地打击了他们积极进取的心。一些人凭借权力、美色以及不道德的手法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财富的大积累，而那些不仅努力工作而且遵纪守法的人却与自己的理想擦肩而过，久而久之，这必然会慢慢摧毁一个社会良好运转的秩序。与此同时，大家对法律的不信任与道德上的漠视会蔓延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遭遇严峻挑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一个社会继续赋予房子特别的社会属性，而且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途径仍然受阻，通过自身的努力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女人“嫁给有房男”的故事还会继续重演，“原配”与“二奶”之间的大战依然精彩，中国的传统婚姻制度将会更加脆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