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于5月5号和6号两天在巴黎总部举行“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关注目前世界上的记者遭到迫害，甚至杀害等现象，并讨论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在人来未来持续性发展计划中的重要性等问题。并在会议结束时发表声明，强调言论自由的普世性价值，也就是说只有拥有了言论，信息以及媒体的自由，才能保证健康的政治管理，让经济发展得以持久。
法广在会议现场采访到与会的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总监陈婉莹教授 ，她谈到中国和香港的媒体自由情况，她首先介绍了这次“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
陈婉莹：这个会议很有意思，一方面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官方数据有80多个国家的400多人登记参加。这一此会议的焦点是“2015年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案”。联合国的“千禧年发展计划”即将于2015年结束，目前由一个联合国任命的高层次委员会作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在2015年后发展的目标，在12个大项目里面有一项就是要求改进管治，提高政府管治的效力和功能。在这一点上，就提到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民众获得信息的权利。现在这个文件由联合国任命31个代表组成的高级专家组，主席是利比里亚总统，印度尼西亚总统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中国也有代表参加，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中国也确认了这个文件，当然这个文件能不能成为联合国正式的文件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次是在一个比较国际化的范畴里来探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问题。
法广：在会议上，有人提到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状况受关注的程度就会比较低，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陈婉莹：中国记者的处境还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能说经济发展的快，就不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不少国际团体，媒体团体等还是又一定的报道，尤其是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咨询和信息的流动都十分快，中国国内和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出去。但是我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记者被抓，被杀的情况都有发生，中国也有。所以在会议上我也提到，国际社会如果真的有决心，能够进一步协调的话，是可以做一点事情，能够对记者受到迫害，或被抓的情况找出一些办法，也就是说要采取一些集体的行动。比如在埃及，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半岛电视台的几个记者被抓，而且已经被关了一段时间，国际上现在也在谈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不去动员国际力量，对此情况进行交涉和讨论呢？所以，如果国际上的媒体和团体进行协调的话，还是可以做点事情出来的。
法广：所以在会议发表宣言，做最后讨论的时候，也有人提到说国际社会目前处于一种说得多，能做的少的状况中，所以才导致目前的这种局面。
陈婉莹：是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大的组织，而且非常官方，联合国有它的程序，我觉得也不能对联合国有太大的期望，但是它能够有一个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立场”出来，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其次就是不同国家关心媒体的团体和个人如何将这些比较虚的文件和声明“解放”出来，跟不同地方的现实结合的问题。
因为联合国有其合法性，它能通过一个文件，确认一个文件也不容易，这也不是某个国家说了算的问题，这些都是无数的妥协和博弈的结果，所以也可以说，这也是联合国具有的合法性的作用，也有它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来推动新闻的发展和进步。
大家都确认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也需要媒体的监督，需要透明化 ，媒体也需要一定的空间才能提高记者的水平，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对中国也好，对其他的国家也好，如何发挥媒体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能量，把媒体作为一个伙伴，而不是对头人，这是一个整体思路的问题。
法广：您如何看香港回归以后的媒体状况？
陈婉莹：我觉得香港人也对此有忧虑，前段时间，香港《明报》的前总编辑刘进图遭到歹徒的攻击后受伤，现在还在复原中，这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激愤，也纷纷要求香港政府来破案，虽然人是抓到了，但背后的原因也要查明，因为应该是背后有人主使的，所以我们要求香港政府彻底破案。
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有一定的忧虑，但是我觉得如何利用香港的空间问题也很重要，因为事情都是相对的，相对这两天在这个会议上听到的情况，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民众有一种反弹的力量，如果我们习惯的新闻自由，对香港的核心价值有一定威胁的话，大家还是会团结起来，发出声音。来自政治，市场和技术革命的压力的确存在，香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与大陆的经济如此密切，很多媒体老板在内地都有生意，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我跟愿意比较正面地去看如何扶植正面的媒体，以及如何在结构上加强我们媒体的领域。
法广：香港可以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但在中国大陆却连开个六四讨论会都不可以，所以能不能说香港目前还是中国两岸三地的一块言论自由的“绿洲？
陈婉莹；所以这也是我们一定逃捍卫这块“绿洲”的原因，香港目前是能讨论包括六四和其他一些敏感问题的地方。我希望国家政府也看到香港的开放对国内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法制和健康发展是整个中国健康发展的一部分，所以这不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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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26年的国际记者联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组织，目前在100多个国家拥有60万名成员，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保护和强化记者的人权和自由，吉姆∙布梅尔哈先生 目前担任该组织的主席，他在会议期间也接受了法广专访。
他指出，国际记者联盟这个组织在中国目前没有代表机构，但通过香港记者联盟对中国记者的状况给予一定的关注，当中国出现攻击记者，记者遭到不公待遇的时候，也通过香港记者联盟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他说： “我们也从事一些行动，但这些行动还不够有效。最近，在一些外国驻中国的记者 被中国驱逐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工作，比如和中国的外交官接触等，也给中国政府写了信，但中国政府连根本没有回信。当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高度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有时也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甚至希望中国政府作出一定的改变，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效果，而且即使有些效果，也都是细小的，没有什么重要性。”
对与中国经济发展与政府对言论，新闻自由的禁锢之间的矛盾现象，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对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穷国，如果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援助，国际社会就会向这些国家明确提出有关人权方面的要求。但对中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很发达，所以就拥有所谓的“高傲“的权利，国际上的经济强国就不大能要求中国如何如何，当然国际社会也可以要求中国在一些问题上作出改变，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对中国来说就比较困难。”
“还不能确定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有说的那么好。的确，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但是还有别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工人的权利，这很重要。因为，一方面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但另一方面，人们也知道经济的强大建立在对一些公民人权的剥夺基础上，比如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不能拥有独立的组织，而这些从另一方面看也帮助中国维持经济发展。”
去年11月2号这一天，从非洲国家马里传来噩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两名特派记者遭到杀害，这一事件震惊国际社会，至今为止都还没有找到凶手。而五年来，世界上上平均每个星期都有一名记者遭到杀害，还有无数记者因为自己的职业活动受到恐吓和威胁，联合国也高度重视，谴责对记者的迫害，并将每年11月2这一天定为“保护记者日“，那么联合国究竟会采取何种行动来保护记者，从而保护民众的知情权呢？
吉姆∙布梅尔哈先生说：“具体地说，就是要将杀害记者而得不到法律惩罚这一现象加以重视，因为；现在世界上杀害记者的事几乎随时都会发生，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都是发生在有战争冲突的地区，但实际情况甚至并不仅仅是这样，因为大部分被杀害的记者都不是在有冲突的地方。尽管有国际公约要求各国政府对记者负责，但一些政府并不致力于保护记者，而且90%杀害记者的凶手都没有得到法律惩罚，如果不进行调查，不抓住凶手，也就意味着记者的命算不了什么。所以联合国有这样一个“保护记者日”来讨论这个问题就十分重要，现在有不少超这方面努力的举措，我们希望世界上的记者能在这一天不仅仅想起法广的这两名殉职的记者，而应该想到所有的记者。
感谢陈婉莹教授和吉姆∙布梅尔哈先生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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