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通过采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方式强调说，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文章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势必陷入天下大乱；没有依法治国，中华民族则难以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对此，作者南京龙的文章点评说，党大还是法大在理论上，你们可以说这是个伪命题，但在现实中，它却是个真问题，现状明摆着，毫无疑问还是党大。因为正是党在负责制定宪法，制定法律，也是党提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因此，只要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党的手里一天，就别指望把党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下。君不见，中国有宪法和一套套法律都60多年了，但是，人民却从未享有宪法许诺的包括言论自由等在内的一系列合法权利。
官媒全都是由真理部一家掌控，好不容易新技术革命催生了互联网，在这个新空间里，网民才总算有了一点发声的机会。但是，就在当今依法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同时，有人的博客和微博却突然被封杀、销号，永远消失了。这究竟符合哪一条法律呢？这也正是为什么除了官方喉舌之外的舆论场，普遍对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反应冷淡，网民质疑声不断的主要原因。
作者长安秋士的文章说，回顾历史，中共建政以后，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全然不把宪法、法律当回事，而公开奉行“党比法大”的信条，认为党的决议就可以代替法律。毛泽东曾经坦言，他从来不相信什么宪法、法律，并扬言要“破除宪法迷信”。刘少奇也曾说过，要人治不要法治，“法律只能做为办事参考”。所以，虽然中国也制定了宪法，但只能长期把它束之高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又制定了许多法律，但大多只具有文本意义，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即便落实，也是有选择性的，基本上针对的都是那些无权无势无钱的老百姓，有权有势有钱的官员和土豪们却可以“逍遥法外”。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践踏法律，所向披靡，居然还有众多高官为其站台，更有官媒为之肉麻吹捧。时任重庆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更是无所顾忌，狂言什么“打黑除恶，法律无障碍”。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执掌政法委书记大权10年，也曾大搞权力干预司法，使得中国法制严重倒退，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维稳经费年年爆涨，甚至超过了军费，中国“党比法大”“权比法大”之现实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中国《宪法》里早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所说的“任何组织”，当然也应该包括执政党在内，这就等于公开宣告了“法比党大”。
长安秋士的文章又说，《中共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可见，中共也是承认“法比党大”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做到呢？问题又出在哪儿呢？在我看来，问题就出在我们仅仅只有宪法和党章里的原则规定，但却没有任何制度性保障，以及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组织，名义上是党政分开，实际上都是党政不分，不管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都是党委在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而如果政府有关部门及官员在立法、行政或司法过程中，违反了宪法，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被损害者又不能向法院起诉党委，就是起诉了法院也不敢受理。这样一来，做出错误决定的党委及其负责人就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只有明确限制党权，并开出党权清单和公民权利清单，中国的依法治国才能算是真正迈出了第一步。
作者张镇强的文章说，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另一文章：《故意把党和法对立起来是要把中国引向邪路》则强调说什么：“全面执行依法治国，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但众所周知的是，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和政治团体可以凌驾于法治之上，但60多年来我国执政党却一直超越于法律之外，享受种种免责特权。
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上述结论或观点，要么是大大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和历史知识，要么是公然撒谎，欺骗民众。究其原因，如果网民说党的领导与法治是对立的，无非就是想要强调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但如果宪法和法律之上还有个什么“党的领导”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法治了。有哪个西方民主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之上还有个所谓某党的领导呢？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法治不是照样搞得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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