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老人协会”问责基层政府减少集体上访

一项美国政治学家的研究认为，中国东南省份福建省乡村常见的“老人协会”这样的“半自发性”组织对于官民纠纷解决，控制集体上访等冲突事件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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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们认为，“半自发性” 组织不单提供中国基层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物品，同时还有能力监督政府管治，投诉甚至“罢免”失职的基层官员。这类研究为理解中国基层政治的运作，乃预测其未来的可能演进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知识。

这项由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贺斌（William J. Hurst）及其中国籍研究助手完成的研究，发表于2014年七月份的美国《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杂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杨鸣宇在中文政治学网站《政见》撰文介绍了这一研究，“政见”是由志愿者组成的独立网站，宗旨是跟踪翻译全球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研究。

201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欧博文（Kevin O’Brien）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连江等三位学者的研究认为，2003年下半年起的进京上访潮的大背景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上任初期传递出的亲民信号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和支持，也增加了通过诉求高层获得解决问题的期望。

随后，迅速增加的“异常上访”促使中央政府对于进京上访的态度发生转变，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协作，最终使这一波高潮在2006年之后逐渐平息。

他们认为，通过允许进京上访，中央政府为底层民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诉求渠道；但另一方面，这种亲民的态度则会导致上访人数激增，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领导者不得不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临时性的开明政治是有限度的。因此，建立制度化的诉求表达机制十分迫切。

哥伦比亚大学的白思鼎 (Thomas Bernstein)和吕晓波教授对中部地区农民的抗税行为研究则认为，地方财政收入较低或不足的村庄更可能出现不合理的税负水平、官员腐败、过分依赖预算外收入等问题，因而更可能发生集体上访。

发表于2014年《比较政治》46卷第4期杂志的这篇文章（Civic engagement, extra-state violence, and regional variation）提出，如果村庄里存在具有调解能力的“半自主性” 社会组织，集体上访的发生机会和规模将会降低。

这项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中国 6 个省份 120 条行政村，每一个省份对应一个特定的区域，实证结果显示，“半自发性”组织的参与率越高确实能够显著降低集体上访的发生，尤其是人数在 40-100 以上的较大规模的抗争。

根据他们的数据，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和吕晓波教授的观点受到冲击，事实上较富裕的村庄反而更可能发生规模为 30-40 人以上的抗争行为。

对此，贺斌（William J. Hurst）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与白思鼎( Bernstein) 和吕晓波论文研究的时段，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所致，最重要的改变可能是早年在中部贫困农村引起最多冲突的农业税目前已被废除。

此前，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蔡晓莉的研究提出，在中国乡村中，教堂、庙宇和宗祠等“团结性组织”的存在有助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增加官民的互信，更可能达到较好的管治水平，因此集体上访的发生就较低。

不过，贺斌的这项研究则认为，教堂、庙宇或者宗祠数量较多的村庄并未如预期般较少发生集体上访，事实上，宗祠数量越多的村庄甚至更可能发生 100 人以上的抗争。

作者通过对村民和农村基层官员的深度访谈来了解不同地区的村庄内部的上访动力学，他们发现，120 个样本里存在着两种非常不同的集体上访控制模式。

福建省代表了第一种模式。

在那里，老人协会这样的 “半自发性” 组织对于官民纠纷的解决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老人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退休官员和教师，这使得协会在农村里拥有很高的威望、合法性和政治影响力。

“老人协会”不单有能力提供基层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物品，同时还有能力监督政府管治，投诉甚至 “罢免” 失职的基层官员。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既有威望又熟悉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的存在，有时候连在位的基层党委书记也不得不寻求老人协会的 “帮助”，借用他们的力量在一些公共事务上和上级政府进行判谈。可以说基层政府通过老人协会进行治理，从而控制集体上访的发生。

贺斌（William J. Hurst）等人认为，类似福建典型的“老人协会”这种能与基层政府博弈的“半自主性”组织要发挥作用，大致要满足三点：第一，它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有参加的权利：第二，它并不由政府官员或者机构把持或主导；第三，它至少被一部分村民或者官员认同其具有解决官民纠纷的能力。

福建模式展示的是：发达的农村社会资本如何可能在（当前中国）缺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提高基层政府的“问责性”。

其他省份则代表了第二种模式。

在那里，基层政府借助类似 “黑社会” 之类的组织来执行上级要求的任务，同时运用暴力恐吓之类的手段来堵塞村民组织集体上访的可能。

作者特别指出，这种基层治理的 “黑社会”化在有时候很难和第一种控制模式进行区别，两种控制模式可能同样使村庄的财政收入稳定或集体上访稀少，看起来都像是良好的基层治理，事实上代表了非常不同的治理模式。

他们认为，“黑社会化”的治理，将很可能造就长期的社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