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 奇葩证明刁难民众实为权力寻租

北京市民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国内的亲人，作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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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来了，这就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而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能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要开证明只能回到江西老家，其父母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想到为了开这个证明，还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想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呢”？

 作者李冰洁的文章说，要陈先生“证明我妈是我妈”，听起来像是个笑话，实际上一点也不可笑。现实生活中，当子女与母亲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只要拿出户口本来就可以证明；但当子女与母亲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要证明“我妈是我妈”，必须有相关证明来予以认同才行，否则，谁知道陈先生的妈，就是他母亲呢？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等等。

作者陈广江的文章说，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是让人东奔西跑，最后往往只能花钱找关系解决。而陈先生这一难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据统计，中国人从娘胎里的准生证，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人生不足百年，仅常用证件就有一百多个，把办证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累加起来，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更让人窝火的是，这类证明的过多过滥，主要针对的，往往都是普通民众，对那些有权有势者而言，别说“证明我妈是我妈”了，就连假身份证、假护照都不成问题。一边是“吃拿卡要”成风，一边却又摆出“按规定办事”的姿态，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表面上，这些原本应该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的信息，但这些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承担责任。各级职能部门就像是一个个行政“堡垒”、信息“孤岛”，相互隔绝，壁垒森严，结果只能让老百姓跑断腿。

作者舒圣祥的文章说，我们每办一种证件，事实上就意味着，公民配合相关部门完成了一次个人信息的归集；既然登记了、收集了，当然不能登了白登、收了白收。像“证明你妈是你妈”这种事情，每个中国公民，从出生到上户口，再到迁户口，整个流程都在相关部门留下了明确的记录，如果这些登记与办证的流程准确清晰的活，相关部门要查到“谁是谁妈” 并不困难，怎么还需要公民个人为此专门跑断腿，去开证明呢?

这只能说明，很多严格要求于民众的程序，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各级职能部门之间，想要实现公民信息共享，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让数据多跑路，让民众少跑腿儿。之所以种种证明过多过滥，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的各类审批事项，仍旧太多太繁，动辄要求办事群众开证明，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刁难老百姓的权力。因为太多的证明，最后都是通过花钱找人解决，事实上这也成了某种权力寻租的通道，以致于让所谓的“证明经济”与“盖章经济”大行其道。

比如之前办理生育证，夫妻双方户籍不在一地，办理过程需要盖章、签字的竟然多达40个，那盖的根本不是公章，盖的是折腾，盖的是金钱。说到底，“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公共服务水平的低下。一方面，公民明明已经登记过的信息。却需要频繁开证明，政府部门自己该主动核实的信息，却让公民跑断腿；一句上级“就是这么规定的”，往往成了刁难民众的借口，也成了权力寻租的渠道。

作者帝国良民的文章说的，另一方面，在当今腐败成为常态、苍蝇满天飞的大环境里，许多看似很难办的“证明”，都不过只是官场利益链中的一个环节罢了。所以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有时候也悟出了真谛，既然办证如此麻烦艰难，那么干脆就绕开它，于是乎，满大街的墙上、地上、走廊上甚至厕所里，都贴满了附有手机号码的“办证”小广告。凡是政府能想到折腾老百姓的证明，在那些贩子们的手上应有尽有。

既然黑市“办证”经久不衰，那也就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所谓的“证明”，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要说能证明什么的话，它似乎只证明了，那些掌握办证权力的机关，对老百姓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和麻烦，逼得人们不得不暗渡陈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