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暴涨之后急跌，10万亿市值灰飞烟灭，股民叫苦不迭，官方也出台了许多利好“救市”，但迟迟未见成效。
危机爆发，民间形形色色阴谋论泛起，有说海外敌对势力做空，也有称反腐引发前朝大佬资本反扑等，更有股民在证券营业厅高唱国歌，自称“为国护盘”。
今天（7月3日），中国央行主管的中文《金融时报》刊发的题为《打击恶意做空刻不容缓》的评论文章，就颇有“抓特务”，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固执。
这篇文章说，摩根士丹利在去年12月5日曾作预测，‘明年沪指或涨到16785点’，激励广大散户蜂拥入市；今年 6月26日，沪指暴跌后，摩根士丹利又突然一反常态地改口，‘不要在近期投资中国内地股市，上证综指6月12日的高点，可能已经标志着牛市到达顶点’。
事实上，投行的研究部门，虽然聚集了高薪的大牌经济学家阵容，但其工作始终是中长期的趋势性的预测，自圆其说是最重要的；经济预测与天气预测不同，预测错误是常态，错误时不坚决“改口”，也绝非职业行为；此外，投行的策略研究部门与投行本身的投资部门也有“防火墙”，并无共进退的义务。
作为央行的报纸，对这些常识应该并不陌生，但或许是急于寻找“替罪羊”的心理，该文毫不客气地将此次暴跌归咎于以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外资投行。
文章质问“是大摩的分析师信口雌黄，还是预测能力有限，抑或看似有失水准的预测背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国际投行如此翻云覆雨，目的何在？是为了背后的利益集团，还是刻意做空中国，以便扰乱中国经济改革步伐？”
作者更断言，“并不是所有人都期望中国成为资本大国和金融强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乐见中国经济转型成功。当中国股市走牛的积极效应开始发挥时，有人渴望看到中国借力资本市场的战略落空。”
我以为，这种半官方背景的阴谋论的危害特别大，在股市中损失不小的股民有各种抱怨和猜测可以理解，但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这种经不起推敲的阴谋论搪塞公众，则有推卸监管不力责任，误导公众的嫌疑。
时评作者陈季冰就认为，“那些貌似点破了各种惊天大秘密的分析中的大部分则暴露出了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心理中幼稚、无知和阴暗的一面。”
不过，陈季冰认为，真相信这次6月股灾与“境内外敌对实力”有关的中国网民似乎不是很多 中国人虽然普遍缺乏金融知识，但还不至于普遍缺乏常识。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资本市场迄今仍不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市场，人民币资本项目也没有开放。目前，除那些只能从事实业投资的国际资本（对人民币而言称为“经常项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资”）外，境外金融资本只被允许经由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缩写，汉语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即“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它与QFII的区别是前者以美元进入中国，后者是直接以海外人民币进入）这两种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截止到今年6月底，QFII总额度为755.42亿美元，RQFII总额度为3909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两者加起来总共约有8600亿元人民币。这些资金不到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额。在今年5月底，也就是这次股灾发生前，上海股市的总市值约为36万亿元人民币。因此，言之凿凿地说这些“境外资本大鳄”是造成上证指数半月内暴跌超过1000点的股灾的元凶，显然不合常理。
当然，对阴谋论深信不疑的人才不会管这些，阴谋论的特点是会自动无视各种事实，自动补强各种细节。
回到此次股灾的教训，财新杂志的创办人胡舒立的观点值得重视，她认为，“忽视市场规律，是此次股灾的首要教训。面对行情大跌，有人重新祭起“外资做空”和“内鬼配合”的“阴谋论”；前期明确提示风险的专家、学者，不仅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却受到无端指责，被攻击为“否定改革牛”的“黑手”。
事实上，这些论者无视一个基本事实：脱离基本面而主要受资金推动的上涨行情，本身就制造和积累着重大风险。
本轮牛市带有诸多新特点，最鲜明的标志是场内场外超过4万亿元的巨大资金杠杆。此外，私募基金蓬勃发展、产业资本迅速壮大、社交媒体得到广泛使用使得一致预期迅速达成等因素，都放大了行情震幅，市场可暴涨，亦可速跌。
胡舒立对证监会最近的一些应对政策表达了委婉的批评，监管部门仍然以调控指数涨跌作为政策目标，从而难以走出“政策市”怪圈。
她认为，资本市场是逐利之地，一些有利于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政策也极易招致汹汹物议，监管部门保持定力并非易事。
“倘若监管者自身在短期波动中惊慌失措，甚至为一时行情企稳而不惜放松监管尺度，则这些政策无益于提振市场短期信心，徒损监管制度的权威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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