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3日午夜0点整，五十万柏林人涌上街头，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观看新德国的升旗仪式，聆听德国国歌，见证了德国东西分离几十年之后复合的这一历史性时刻。短暂仪式之后，欢乐的民众前往柏林的标志勃兰登堡门庆祝两德统一。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德国虽然完成了领土和政治层面的统一，但是在其他层面还是处于相互融合的进程中，东西地区的分歧依然明显，今天本台连线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长平先生，请他谈谈相关话题。
法广：长平先生你好， 东西两德统一已经过去25年了，你旅居德国数年，从一个资深媒体人的眼光来看，德国社会在哪些方面融合的比较好？
长平：从我这方面，我认为德国社会在转型正义方面做得比较好。我访问过一些机构和个人，它（德国社会）在历史责任与检讨方面，政府成立了一些相关机构，民间也有一些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调查或者是反思，或是现实的一些工作。当年东德的大批政府官员受到了起诉，当然主要依据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审判和量刑。另外，一些开枪的士兵也经过了法律程序的审判，还有当年的秘密档案得以公开，受害人也得到了一些赔偿。
因为在国际社会，转型正义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可能一些人会觉得去追究当时的这些在任官员或警察的责任会导致社会分裂。从德国的情况看来，我觉得从长远的时间来看，起到了更好的弥合社会裂痕的作用。
法广：德国东西地区的分歧中比较直观，经常被报道的是经济层面上的不平等，除去这一点，你认为目前在德国内部在政治、社会层面上的那些问题成因是什么？
长平：成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可以说原东德人民是极权专制的受害者。要抹平这个历史伤口本身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针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终身受害，一直都无法抹平。在这个基础上，德国社会做了些努力，就像刚才说的，重要的不是统一，而是公平正义 ; 同等的劳动权利、同等的就业机会， 不因为自己的历史、身份、或是出生的地区，而受歧视；总体来说，德国，据我观察在各个方面都有这样的努力。但是，怎么说呢？德国社会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在我看来应该是更开放、更多元，可能会有助于社会融合。
法广：德国民众对前东德还是很怀旧的，那个时代的氛围，不管是文化还是生活，生活产品，如：电影、音乐，食品、衣物，20年来在柏林一直很时髦。而却东部萦绕着认为前东德的生活更美好的氛围，三分之一的居民在统一后从没去过西部地区，那么这种怀旧的现象和中国近年的一些社会现象是不是有什么相似之处？
长平：是的，怀旧的现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个人的成长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年轻时代，年轻时代留下的记忆，不管是顺从专制、反抗强权还是过得懵懵懂懂，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被称作美好记忆的东西； 在中国就像知青一代的生活，如果给出一点历史距离，他们会觉得他们是被利用的一代，受害的一代，但是他们一再地说“青春无悔”，一再地去从中发掘这些值得怀念的东西；从个人的成长，人只有这么短短的一生，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个社会怀旧到底意味着什么？东德，老实说当年东德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它（东德）的物质生活，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是比较好的，也很早就废除了死刑。虽然有秘密警察，很不伦理、很不人性的监控，但是相比较而言，它没有中国现在监控和抓捕这么普遍和严重，更重要的是 它没有经历文革那样彻底地破坏一切的那个时代，更没有经历过六四，如果当时在莱比锡、或者在德累斯顿，如果坦克开上街了，发生了屠杀事件，我相信现在的怀旧，现在对东德的评价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怀旧的是旧的专制政权的受害者 ，就像那部电影《再见面列宁》里的那位母亲一样，她的生命中的大部分已经和专制政权融合在一起，受它们（专制政权）的宣传为它们（专制政权）工作，所以很大程度上，和那个时代合二为一了。
现在许多“怀旧”的（前东德）人实际上是旧专制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可能终生无法走出这种历史阴影，那段历史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受当时极权 政府的教育，为极权政府工作。因为人是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这是历史移植在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是无法走出来的。有些时候你 会看到他们对现实不满，甚至对过去的不公不义的政权的怀念。可以说，从精神层面，他们的生命是被残害了，他们很难再迎接新的生命。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我看到一个新的德国对年轻一代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大部分人已经不会区分“东德”“西德”了。当然过去的历史烙印在他们身上肯定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那一代人的子女，但是他们身上这样的困惑，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怀旧”情绪，已经比上一代大大减弱。这也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时为什么说社会转型正义，从稍微长远一点时间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新调查显示，在年轻人身上，这个东西（怀旧情绪）已经在远去，即使他（德国年轻人）可能对东德当时的时代历史有兴趣，可是和我们可以看到的在上一代人身上的纠结已经很不一样了。
过去对纳粹的反省也有一个代际间隔问题，那是所谓“沉默的一代”。那一代人过去之后，可能历史会得到更多的反思，而且会有距离感的更理性思考，新一代（人）会有自己的价值定位。
中国跟德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代一代人，接二连三地受害。前一代人没有走出来，他们可能在中共政策的变化中试图去反省自己，但首先他们自己的历史 曲线无法达成这个反省，其次中共当局其实也不允许反省。本来像德国这样，新一代人可能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反省或走出历史阴影。但在中国，可能变成新一代人又 有新的伤痕。因为历史变成了谎言，遮盖了很多东西。
法广：德国在统一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国有哪些是可借鉴的？
长平：中国当下的情况是很令人绝望的。就像前几天，天安门母亲发起人蒋培坤去世，引发了对六四事件的思考，很多人就像天安门母亲（一样）看不到出路，很多人很绝望，年轻一代也是这样。
上次我在挪威砍培根大学演讲之后，很多年轻人 中国来的大学生问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中国习近平政权各方面都在加紧，社会开放、政治开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从德国统一的历史来看，我们能得到的启示，我想首先应该是专制政权的历史是很难预测的，当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柏林墙的倒塌。现在回顾历史，不管是当时在位的政治家、政客、历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几乎大部分人其实抱得和现在中国给我们的印象，也是比较绝望的，或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有的（希望），没有人预测到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我想现在中国的社会也是这样，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专制政权在其严密控制之下实际上是千疮百孔。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会告诉这一代人，实际上去算计什么时候有希望，这本身就是这个政权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好像是明天历史要改变，今天就要去努力，我觉得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是人们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才会有希望出现。
当时很多跨越柏林墙的人是为了自己拥有美好的生活，或是认为封闭是很荒谬的、很不正义的，而不是说明天它要倒了，今天去冲击它。如果大家都看到了就不做了，可能那堵墙到今天都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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