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海明：中国的民族矛盾由专制独裁引发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各种矛盾日益凸显。除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矛盾也愈发激烈。如何在中共强权统治下，提升少数民族的地位？成为引发民主志士关注的焦点。为此，旅居德国的中国民主人士在德国科隆再次举办“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我们有幸采访了欧洲蒙维藏汉协商会主席、內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先生。

法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本次研讨会召开的宗旨。

席海明：这次研讨会、我们原来开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主要是我们觉得在争取中国各种权利斗争中、都是互相连在一起的。它的总根源是中共的独裁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表现了对蒙古族人民权利的压迫和无情地对他们权利的蔑视。所以大家应该互相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而且民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背后还是专制独裁、或者一种权贵集团引发的。不是说蒙古人反对汉人、或者是维吾尔族人反对汉人，而是反对它的政策。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沟通一下很重要。这样互相理解，最后取得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应该共同奋斗。所以为了沟通、理解、互相之间更近一步的联系，我们召开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开三天：从11月27号到29号，请各地对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有研究、这方面有道义的人来做报告。我们也组织一些讨论。主要是搞清楚：中国的民族问题不是蒙古人跟汉人的问题、不是蒙汉问题，也不是蒙古人跟汉人人民之间的矛盾，而是中国统治者压迫蒙古人、剥夺蒙古人的权利的斗争。第二，背后的问题主要是民主化的问题。民主是根本。因为民主实现了，不是万能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前题。没有民主，就无法谈民族问题。一谈就把你抓起来。只有民主了，才有可能寻求解决的可能性。所以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这个问题呢，到现在为止解决得很好。比如苏格兰要独立，公投，没有通过；魁北克要独立，公投。这样看，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前题。这个前题不能少。

法广：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似乎愈演愈烈，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席海明：我认为各地区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共同。从我们内蒙的情况看，蒙古人现在的斗争是一种生存斗争。因为最后一道防线是活不下去了。草原是蒙古人的命根子，也是文化存在的根基。过去在毛泽东时期，是“政策边疆、支援边疆”，“农业学大寨”等，是进人开发；邓小平之后，开始大量地开矿。蒙古人最后的一点儿地都快要被剥夺了，没有土地了。原来是游牧，最后游不下去了，还有个牧。现在牧也不让了。最后说是草原是蒙古人给搞坏的。蒙古人本来家园被毁坏了，受到了一次地危害；第二次呢，它又把蒙古人放牧的权利也给剥夺了。现在跑出来圈养。而且最近我觉得他们政策有很阴险的一面，就是牧产品：羊肉、羊毛、羊皮非常便宜，降价。然后牧民需要的一些东西呢，生活用品呢不断涨价。这样呢，从经济上看，放牧已经没有赢利、维生的可能性。我认为这背后的目的呢，中共还是想逼着蒙古人放弃草原，剥夺蒙古人的土地所有权。现在呢，内蒙的问题，土地所有权不明朗。原来是民族所有权，后来呢，共产党来一纸白文，就成了国家所有制了。原来还保障你能够用。使用权有，现在使用权在剥夺。官商勾结、权力阶层跟官商勾结，剥夺蒙古人最后的土地。所以对蒙古人来说，现在这种维持生存的一场最后的斗争。汉语有句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嘛。蒙古人一直奉公守法、老老实实地，所以被欺负越来越厉害。但是现在呢，他们也是忍无可忍了。已经是没有退路了。

法广：少数民族议题与民主话题之间是否有着密切关连？

席海明：有。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前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现在提问题他不让提，你要提出问题，他把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了，问题不解决。所以呢，有些问题本来是在合理阶段呢，就合理解决了。矛盾就能够缓解了。但是，现在呢，我认为这就是习近平的政策。他就是想把民族问题搞成反恐。最后逼迫你上梁山。让你造反，最后把你当成恐怖分子来消灭掉。现在蒙古人，比方说2011年，有个莫日根事件，拉矿的车把一个牧民莫日根轧死了。蒙古人当时起来反抗。后来官方就是大事化小、多给点钱，把这个事安抚下来了。最近我又看到了，九月份在临河市的五原，有一个蒙古人在那儿开车。失去土地的蒙古人呐，说得不好听点儿，有点像丧家之犬。为了生存，到处奔波。这个人到一个叫宝柱的，去那儿开车。为了养家糊口。但是被纪检委的一个干部开车轧死了。轧死后，那个干部到现在还逍遥法外。他们家属要求处理，也得不到处理。

我觉得蒙古人现在的问题是：生存没有保障。另外经济上他已经完全被挤到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土地以后，没有生存的能力，而且他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游牧民族进城以后，只能混在社会的最底层。民族压迫、或者叫民族生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法广：您认为，何为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席海明：我认为还是要保障权利。共产党原来答应说，一块儿打日本，打完日本，你们可以独立。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后来他说要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药方是自治。自治，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当家作主。实际现在共产党违背自己的诺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彻底破产了。根本蒙古人就没有自治权，连提意见的权利都没有，提意见就把你抓起来。所以何谈“治”呢！过去自治区成立的时候，内蒙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是乌兰夫、蒙古人。在新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在西藏。当然军管时，西藏是军人掌权了。但是后来共产党对蒙古人、或者对少数民族不信任。因为共产党这些干部也是在共产党选拔下提上来的干部，（蒙古人）他只能当第二把手，不能当第一把手。 对他自己提上来的人，他也不信任，在搞民族歧视。所以蒙古人在不被信任以后呢，心里是很痛苦的；有的人想表衷心，他也不买账。共产党也不认。所以呢，就有许多底层的人民有情绪化了、有些人喊出独立。喊出独立，我认为是共产党不落实自治逼迫出来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所以如果要真正落实自治权，按他们说得一样，实现承诺，问题会得到缓解；最后真正落实自治；慢慢地把一些激进的情绪压下去、民族问题也可能变成非对抗性的。通过协商得到解决。

但是，现在我看到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共产党的一些耳目、线人在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比方说：赶走汉人呐，或者说搞武装斗争啊，等等。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一种阴谋。他想让生活艰难的蒙古人情绪化地接受他们的一些主张后，他用反恐来解决民族问题。这也就是今天习近平在新疆做的事情。他也想在内蒙用这种阴谋。

法广：这种在海外举行会议的形式能否有助于推动改善中国的民族关系？

席海明：我觉得是有的。它有个间接反馈、或者是慢慢地起作用的过程。因为共产党是这样的：他在里面做事情，对老百姓穷凶极恶、对外头还要表示出一个虚假的面孔。所以如果外边的问题反映得多了以后、反映得比较合情合理、虽然反映了他不一定听、但是慢慢地他会注意他的政策或者是改进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说还是有作用的。不是说我们说啥了他就听啥，因为他们有时一意孤行的例子太多了。比方说天安门镇压、八九年的；最近的比如说高瑜。当然我们要说民族问题呢，他也承认问题。但是共产党呢，他现在觉得民族问题他能解决。所以外边要说问题还没有解决、有这些问题呢，通过国际社会的反应和压力、还有通过他们自己一些人的信息反馈，可能有所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间接地可能会起些作用。如果大家都不说，就更不会起作用了。共产党就是让你啥也不说。这样呢，他就歌舞升平，现在习近平的政策就是希望搞毛泽东那一套，大家都好，他是大救星、人民都幸福。这是一种虚假的假象。所以问题必须揭露出来。揭露出来不一定是解决问题，但是起码是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人要提问题、他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问题的人，做为不稳定的因素把你抓起来、或者把你关起来。我觉得民族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通过现在的法制的方式、不是通过过去，共产党过去、或是封建时代，它都是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有时候给少数民族一点甜头、收买上层，完了压榨下层。现在我觉得要通过法制。共产党第一步要从落实它自己的法开始。

内蒙古自治区的问题或者民族问题，它应该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开始。给少数民族、或者给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真正的自治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这样就没有国家分裂的危险，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搞独立去。如果按现在这种政策，他连自治都不让你谈，一谈他就觉得你要搞分裂，最后可能逼得大家都逼上梁山，最后搞分裂的人越来越多，激进的分子越来越多。当然这也可能是习近平想要的一种结局。他想以最痛快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把你逼上梁山、用剿匪的方式，反恐怖的方式把你消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对各民族间的友好相处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现在不要忘了，现在不是过去的时代了；现在是全球化、地球村；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要学会共存、相依存的关系。我们就算是民族独立了，那还是邻居关系；邻居还要好好过日子嘛。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得人心者失天下。我们是要求一种平等的联合，这就是未来民族关系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