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在新疆人大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积极主动开展“去极端化”立法研究。乃依木•亚森介绍，新疆在国家出台反恐法之前，先行启动自治区实施反恐法办法的起草工作。及时审查批准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促进宗教和谐条例等法规，为反恐维稳提供法律支撑。
此前的目前2015年0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
这一地方立法规定，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将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在公共场所穿戴其他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服饰、佩戴或者使用徽章、器物、纪念品和标识、标志的，也将被禁止。
当时，这一禁令引起了不少争议和讨论，许多人将其法国的罩袍禁令做比较。这一讨论在巴黎恐怖袭击和新观察家记者被驱逐的争议后，也有了新的语境和意义。
2004年起，法国立法，在公立学校禁止佩戴如穆斯林面纱，该法律还伸延到所有官方机构，包括医院和政府办公大楼。
2011年，新的禁令升级。除了原本的学校和官方场所外，新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不能戴盖着面孔的饰物，包括蒙面布卡( BURQA )和罩袍,违者可能被判罚款150欧元，或强制接受公民教育学习课程。
这一罩袍禁令最初由法国共产党议员提出，随后得到总统萨尔科齐和右翼执政党支持，当时的总理菲永解释说，掩藏面部使得当事人处于被排斥和低人一等的情况中，这与法国共和国宣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道尊严的原则不相符。
此后，法国穆斯林和人权人士多次抗议这一办法，并寻求司法复核。另一方面，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说，穿戴掩盖全身的罩袍，是对可兰经极端、全教旨派的解读，不属于宗教义务。
随后，除了法国外、比利时、荷兰、意大利都有全国或者部分城市推出了类似的禁令，反对者上诉挑战这一禁令后，禁令获得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支持。
欧洲人权法院对罩袍禁令的裁决认为，一个人具有自由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利，自由权的行使必须基于一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自愿穿戴罩袍若不能减少公众生活中的一些隐患，则当予以规范。面部的掩饰等同于阻隔了与他人的交流，罩袍作为一种带有强烈宗教符号的标志性服饰者在向他人灌输宗教信息的同时，也侵犯了他人世俗生活的权利。
一般认为，法国的罩袍禁令在“反极端化”方面效果不大，甚至可能反而激化了法国穆斯林的反感和敌对情绪，新疆的相关立法，外界有类似的担忧。
在法国和欧洲等地，罩袍禁令往往由街头执勤的警员执行，力度不大。但在中国，不但穿着所谓的“极端主义”服饰是违法的，甚至生产、销售这类“极端主义”服饰都是违法的，效率和力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类似的禁令将比在欧洲取得更明显的成效。
另一面是，运动式的执法也可能使矛盾和对抗增加。中国的缺陷在于软实力不足，可能在本地的穆斯林信众中造成离心情绪，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也很难更好地向全球媒体和穆斯林社群说明解释这一政策。
首先，在欧洲，罩袍禁令是可以挑战、辩论甚至是规避的，这是欧洲类似禁令执行不力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软实力的体现。
法国和欧洲列国相关罩袍禁令通过后，许多人权团体以抗议、司法挑战等方式对禁令提出质疑。
例如，法国穆斯林商人Rachid Nekkaz就宣布，如果哪个妇女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自愿穿罩袍被罚款，他愿意代交罚款，他宣布投入1百万欧元来支付罚款，已为法国和比利时同样因此被罚的妇女交罚款。
这位商人的做法有争议，与新疆不同，他的做法并未被禁止和打击，法国政府的做法是，研究进一步的立法，以禁止这一规避法律的做法。法国的做法看似软弱，甚至有些儿戏。但这一过程，也是对这一极有争议的政策纠偏、防止过度执法的监督过程。
从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罩袍本身是一种新传统，并非维吾尔人的民族服装，但事实上，政府并无权干预民众对传统的诠释和选择。因此，争议的焦点在，政府的强制力的合法性和界限何在。
在新疆，许多女性选择全身罩袍受到社群和亲戚的压力，从社会规训的角度，罩袍给她们带来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客观地说，罩袍并非宗教义务，带着强烈的男女不平等的意味，塔利班和IS有多起对不穿罩袍女性的暴力行为。许多部分穿戴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无力抵抗社会压力，需要外界帮助。
从这个角度看，新疆对全身黑罩袍的禁令，可以认为是对女性的“肯定性行动”，是针对特定传统下，被歧视女性的救济和矫正，当然应该警惕“矫枉过正”，应该更多地采用支持，鼓励和推动，而非禁止和限制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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