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守儿童之国度

本次节目为您介绍日期为3月29日周二的法国世界报( Le Monde)，其头版头条关注叙利亚阿萨德军队在此前沦陷的历史古城帕勒米尔（Palmyra）的军事大捷，而且消息频上媒体。有关中国的报导，世界报今天关注中国乡下“留守儿童”的问题，还配上一张8岁留守儿童朱新远与其71岁祖父的大相片。

siège du groupe de presse "le monde" à Paris

今天有关中国的报导，世界报特派记者佩德罗雷迪调查指出，在中国的穷乡僻野，将近有6100万儿童，因为父母到城市打工，而留守在家乡自生自灭。中国乡下约有40 %的人口年龄不到十六岁。

报导说，在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深山地带的纳雍县，是一个典型中国的穷乡僻壤区，那些村庄里都是儿童及老人。儿童的父母们都到城市里成为生活条件很差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则托给祖父母照顾，有些还是独自生活，或是得跋涉遥远路途上学，或是抑郁独处。这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中国，因此大家称这种孩子为“留守儿童”，他们约有6100万名。

在毕节市纳雍县，可看到村庄里许多没有完工的房子，因缺钱，那些水泥房子的窗户都还是空的，尚未打造完成。一些少有完整的房子都是那些年久失修，被人抛弃的老房子。朱新远（音译）是名八岁小男孩，也是几年没有见到父母的孩子，身上穿着绿色、印着英文字母“Pablo bear”的小熊图案T恤衫。他与71岁的祖父生活在一个空旷，没什么家具的农舍里，煤渣打造成的墙上，挂着几个厨具锅子，一个子旧纸板盖住 烟囱管，天窗没有瓦片。

新远的父亲只在2014年12月会来过一次，母亲4年前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后，没有音讯。老人家就拿着孩子父亲每年寄来的800元人民币抚养孩子，父亲的月薪62人民币，加上家里的玉米田，祖孙二人生活着。祖父告诉孩子：回家再婚吧！儿子回答：“有何用，我已有一儿一女”。县城里的一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这孩子从不说话，从不发问。他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留守儿童。老师认为，情况很严重，他担任这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有时他看到很严重的情况，就会从自己每月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张或两张钞票给他们当生活费。他说，否则政府会认为我批评政府管治无能，给政府不好印象。

人们从前甚至不知问题严重性

报导引述一个非政府组织“北京拯救儿童”的代表马克莱(MACRAE)的话说，过去，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社群网上公布了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地方政府害怕被贴标签，坏习惯地恐吓记者们。纳雍属于毕节市，毕节近年来曾发生两起儿童惨剧，震惊中国民众。2012年，5个有亲戚关系的男孩因在垃圾箱烧火取暖，窒息而死。他们的父亲都在深圳打工。然后是2015年6月，一名13岁男孩毒死他的三个妹妹后，再喝农药自尽。这也充分显示出孩子们心里深处的沮丧。虽然学校的老师及校长因此被当局处罚，但是舆论大众都清楚看见这事件所显示的中国政府严重的失职。

报导指出，中国当局长期以来轻忽了父母孩子长期分离所导致的心灵痛苦及情绪错乱问题。人们于是开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根据这家北京非政府组织2015年夏季出版的一项“上学路上”的调查，研究留守儿童精神状态结果指出，15 %的留守儿童，也就是900万名留守儿童，每年只看到父母一次。约30 %，每年看到父母一次至二次。

马克莱还说，统计数据细节显示，情势趋于紧张。父母不在，导致儿童有被抛弃、焦虑感，以及在同伴中没有自尊。不过，他指出，但现在公家涉入了，有了彻底的改变。过去，人们甚至不知问题严重性，他们不知道要保护儿童。这也有赖于社群网上公布的这种情况。对于罹患留守儿童身心病的孩子，实际上，他们外出打工的父母却是让他们能够迅速病得医治的最好药方。

被农民工带到城市打工的孩子数目有3500万，不到留守儿童的一半。但他们在城市里还得碰上上学困难的问题。他们只能进入由某些地区替农民工孩子设立的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因为孩子入学需要户口，所有社会权利及补助，都需要有户口，这继续是中国的2.7亿农民工要面对的挑战。

另外，在纳雍县，由于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影响到社会治安，警察需要经常开车巡逻，因为这些儿童进入青少年期，容易误入歧途、犯罪。“贵州帮”黑社会组织因此形成，最近几年在广东、中国南部城市及香港经常听到人们提到这个帮派。

由于意识到留守儿童可能形成日后社会炸弹的问题，总理李克强一月底公开指示，不但给公民社会，也是给家庭指示说，这几千万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毕节市2015年也宣布了相关的特别措施。每个城镇有“工作小组”，拨出8 %的开支成立留守儿童基金，并发社群信息给农民工父母们。贵州省政府呼吁各县每年要减少10 %的留守儿童。但是缺乏经费去执行具体有效的行动。

即使，自从2012年毕节政府宣布拨款800万欧元给留守儿童，但是款项的使用不透明问题。以至于当局要求，每年初要举行司法会计审查。

与别处一样，基础建设发展吃掉了政府对此问题的所有投资，不过也不是没有正面作用；毕节市刚刚有了一条高速铁路，纳雍县则有了省高速公路，这虽然缩短了一点点这些落后村庄与在中国另一头的“经济前哨战”的距离，但仍然无法满足啃噬着这些缺乏父母爱的中国乡村留守儿童空虚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