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继续在全世界蔓延，如果说它在欧美的传染高峰期似乎已经过去，它在南美以及非洲的传播却才刚刚开始，而且，专家们普遍担心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很可能会出现第二波传染高峰。人们在默默承受，耐心防治的同时，也不断地反反复复地思考着一个或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倘若当初武汉当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病毒的扩散，那么，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北京政府决定隐瞒疫情？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日前在网络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对比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今天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与二十多年前江泽民政府应对长江特大洪灾的措施，这篇文章或许能够为回答上述疑问提供一些思路。法广因此电话采访了王维洛先生。
法广：王维洛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您最近对比了中国政府处理新冠疫情与1998年长江洪灾的方式，能否介绍一下您由此获得的结论？
王维洛： 中国有一句无人不知的老话:治水如治国。中国政府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主要有两大法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两大法律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按照其重要性分为四个等级，其实是效仿应对特大洪灾的应急措施，这四个等级分别是：特大灾难，重大，较大，与一般四级，相对应的应对措施，分为一级响应，二级响应，三级响应，与四级响应，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与蓝色来表示。1998年的洪灾就是一级响应，最高等级的。洪水的流量并不是最高，但是，水位是最高的，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所以，洪灾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同这次新冠疫情一样，1998年洪灾之前，国务院也早已预先出台了应急的紧急方案，根据预案，如果湖北沙市的水位达到44，67米，那就应该打开分洪工程的北部闸门，目的是降低沙市的水位一米，而当时沙市的最高水位已经超过了这一警戒线，八月五日，湖北省政府因此一边做好打开北闸的准备，一边打电报请示北京，当天晚上，专家们一致同意打开闸门，朱镕基在会后坐飞机前往北戴河请示江泽民，但是，大家都知道，江泽民当时的回答是“严防失守”，这句话今天成为经典。中央没有授权打开闸门，因为中央另有考量。
法广：您说当时中央的另有考量指的是什么呢？
王维洛：我们都知道，江泽民是通过这次长江洪灾的机会全面掌控军权的，但是邓小平去世之后不久，江泽民虽然已经大权在手，但是，对军队是否对他忠诚却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今天大家都知道，江泽民是通过这场洪灾测试了军队对他的衷心，这次洪灾中走在第一线的例如徐才厚等人今后就成为江泽民的左膀右臂。所以，他必须等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时才可以调动所有的军队，这就是当初江泽民的考量。江泽民十分得意地说：一个电话调动了八个师。这同习近平用打腐败集权一样，江泽民就是通过长江洪水获得军权的。
法广：那据您看来，今天习近平没有回应武汉市长的请示，没有及时公开疫情的消息，他的考量是什么呢？
王维洛： 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去年十二月已经通报中央，但是，中央没有授权，因此他不能采取措施。大家都认为不可思议，但是，按照政府有关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紧急法令，他必须获得中央的首肯，一直到一月二十号，国务院承任之后，他才可以动手。因此，他才做出了封城的决定。这两次事件非常类似，中央预先都有预案，但是，危机发生时中央的考量却与地方有所不同。2019年12月31日的晚上，习近平要发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讲话，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他执政之后的一大重要政绩，他是不愿意让武汉疫情来扫兴的。所以我说妨碍武汉疫情消息公布的责任人是“小康”，因为，习近平要在当天晚上向全中国人民宣布，2020年是伟大的一年，中国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对他来说要比老百姓的性命要重要得多！所以，我建议等疫情结束之后，在武汉的蛇山上修建一个武汉肺炎死难者纪念碑，效仿美国华盛顿的越南战争牺牲的士兵的纪念碑，将在疫情中死亡 的所有的武汉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就像我们也应该修建一个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纪念碑一样。同汶川大地震不同，这次死于武汉肺炎的每一名死者的姓名与职位都应该存储在中国疾抗中心传染病直报系统内，这是2003年之后建立的，只要获得全国人大授权死者家属同意就可以公布。
法广：最后，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王维洛：我还是用李文亮先生的这句话来结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够只听到一种声音。”
非常感谢王维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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