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第73届年会上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对提供二十亿美元的援助，并且承诺一旦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用于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中国此举显然是要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确实，尽管中国官方极力否认，但是，中国作为新冠病毒病源地被全球专家学者们说公认，作为病毒起源国为受病毒危害的国家提供援助也理所应当。然而，习近平在讲话时是否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卫生部门，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卫生部门是否会接受中国制造的疫苗？
中国是疫情的爆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摆脱病毒的国家，因此在研发疫苗的起跑线上就已经比其他国家领先一步。再加上中国的疫苗研发企业许多是国有企业，享受公共资金的大规模投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新冠疫苗的研制工作目前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国目前研发的五种疫苗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测试，个别疫苗即将进入第三阶段测试。中国生产疫苗的厂家已经在政府正式审批之前就开始赶着修建生产疫苗的设施。以便尽快地投入生产。疫苗生产投资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传播全世界并且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新冠病毒，他的预防疫苗在全球的销售前景无量，因此全世界各国的疫苗研制公司都在紧锣密鼓地加快速度，争取首先霸占疫苗市场。然而，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还是为了尽快为公众健康提供新的保障，专家呼吁疫苗研制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千万不可为了速度而再度酿成公共卫生灾难。尤其是中国目前研发新冠疫苗的四家厂家中有两家就曾经被卷入假疫苗丑闻，他们分别是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与北京的科兴生物科技。
2018年属于国企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卷入假疫苗丑闻，该研究所生产的有缺陷的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其他疾病的疫苗被注射到数十万个婴儿体内，中国政府虽然对涉及生产假疫苗的企业进行了处罚，但是，这些假疫苗给多少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纽约时报日前就专门就此撰文，呼吁在这场疫苗竞赛中谨防作弊违规。
纽约时报引述法院文件指出，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在中国至少被起诉过两次，受害者控告该所疫苗引起了“不良反应”。法院裁定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向受害者支付总计约7万多美元的赔偿。
北京的科兴生物科技也曾经卷入了一起贿赂丑闻。该公司总经理尹卫东为了帮助公司获得药品批准，从2002年到2014年，向一名负责药品评估的官员支付了近5万美元。但该公司并没有受到法院的指控。公司总经理今天也依然稳坐泰山。
报道分析指出，中国疫苗生产行业中40%的企业为国有企业，中国的监管机构也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疫苗生产商有恃无恐地运作，因此，即使他们生产的疫苗被发现有问题，也不太可能被关停。而在中国，假疫苗的受害者们也往往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首先该领域缺乏明确的立法，再加上在病症的确认上存在层层机关，所以，假疫苗的受害者往往只能或者自认倒霉，忍气吞声，或者冒险上访坐牢，成为受到公安部门特别关注的维稳对象。
中国河南辉县的假疫苗受害者家长何方美就是其中之一，２０１８年她的女儿打了疫苗后就出现残疾症状，但无论是当地卫生部门还是疫苗生产厂家都拒绝对她做出回应。，原因很简单，当地医疗部门并不确认她女儿的残疾与假疫苗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对北京等地的医生来说，毫无疑问，假疫苗是导致她女儿残疾的原因。
我们来听听她本人的介绍：
何方美： 我们家女儿2018年的三月份接种了武汉生物技术公司生产的百白破疫苗之后导致全身瘫痪。这家公司是国企后台强硬所以并没有受到政府的严惩。这家公司始终没有停止市场疫苗，今天居然还在研制新冠疫苗。我们家孩子打了疫苗之后全身瘫痪，四岁了都不能走路，双手无法抓拿东西。政府与疫苗公司都拒绝对我们做出任何赔偿。
法广：那原因是什么呢？医生没有确认是疫苗导致残疾的吗？
何方美： 政府给孩子打疫苗，之后又是政府部门来验证。他们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太不公平了。我们在北京自己找的医生他们就确认是疫苗所致。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疫苗法，不能由打疫苗的机构来确认，这样就完全凭运气，依靠鉴定医生的良心。这怎么可能做到公平呢？
法广：象你们家女儿那样的同一波的疫苗受害者在中国国内大概有多少知道吗？
何方美： 如果同14亿人口相对比的话，这些数字算不了什么，我们这个疫苗宝宝受害者的群里大约有四百多个。但是，每一个受害的孩子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的孩子今年四岁了，吃喝拉撒完全不能自理，人生那么长，叫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我们群里有一个河南的家长，他们家孩子已经成为植物人，政府承认是疫苗所致，但是却只赔偿24万！一条生命难道就只值24万吗？家长不服，到法院起诉，但是，法院居然判决他们败诉。这是什么法治社会。
法广：中国即将推出新冠疫苗，您会让你们家孩子或者您本人会接种疫苗吗？
何方美： 我绝对不会打，如果他们没有明确说明会冒什么风险，除了问题如何赔偿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打这种疫苗。中国政府吸取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对疫苗法做出修改完善，至少让民众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可以有法可依。
何方美女士为了为女儿维权多次前往北京上访，也多次受地方政府的打压。去年的两会期间，何方美就因为带着女儿在北京闹市王府井募捐，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禁１０个月后无罪释放。
今年年会期间她继续前往北京上访，期间通过推特网友的介绍，联系了一位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使她终于有机会向官方代表提出呼吁中国政府完善对疫苗接种安全方面的立法，使疫苗受害者能够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当然，立法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但是，最终的关键还在于执法，在一个公民最基本的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力都无法获得保障的国家，人们不仅要问：在强大的国企与无权草民之间司法部门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事实上，疫苗接种从一开始就存在安全风险，尤其是新的疫苗的接种。法国在1994年就出现过乙型肝炎疫苗丑闻，接种疫苗的幼儿出现多发性硬化症，这是一种神经性病变，当时的卫生部长随即下令停止系统性地接种，并且将疫苗所可能带来的风险通告家长，由家长自行评估风险之后再接受是否为孩子接种。 一百多名受害者将疫苗制造厂家告上法庭，指控他们并未在疫苗的说明书上明确注明可能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法国法院判决家长申诉，并且获得了医药公司一定书目的赔偿。
类似的医药事故诉讼案件在西方国家也时有发生，虽然今天在法国也有民众抱怨跨国医药集团财权势大，可以一手遮天，左右政治与司法界，但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公民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还是敞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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