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政赤字高企不下的文化因素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基本决定按计划于明年4月将消费税税率由目前的5%提高至8%，同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准备实行针对企业法人税减税等政策，以防刚刚露出一点亮色的景气由于增税发生急遽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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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消费税税率的主要目的是修复债台高筑的日本财政。数据显示，截至6月，日本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000兆（万亿）日元，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公共债务最高的国家。

但是减少财政赤字的主要渠道是截流开源，也就是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但是从日本增加消费税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既没有实现“截流”，也没能实现“开源”。

1988年，竹下登首相完成消费税构想，翌年正式施行3%的消费税；1997年，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税率提高至5%，但是由于增税造成了景气低迷，这两次增税最终都没能使税收增加。1989年实行3%消费税以后，一般会计税收从前一年的54.9兆日元增加到60.1兆日元，但是由于增税带来景气倒退，到了1994年，年度税收跌到了51兆日元，比没增加消费税之前还低。1997年4月1日实行消费税增至5%，当年一般会计税收从52．1兆增加到53.3兆，但是1998马上惨降到49.4兆。1988年度，日本新增国债为7．2兆日元，1989年度因增加消费税下降到 6．6兆日元，但是在1990年度立刻反弹到 7．3兆日元。1996年度，日本新增国债为21．7兆日元，1997年度由于消费税增税下降到18．5兆元；但是到了1999年度，一下子反弹到34兆日元。历史证明，从中长期的观点看日本的经济，增加消费税没有带来税收增长，反而会使税收下降，同时也不能降低国债发行量，反而使其大幅增加，增税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其正面效果。

而追及日本增加消费税也无法增加税收的原因有三:1、老百姓捂紧钱包，消费钝化；2、增税使企业外逃，到税低的国家发展；3、本来就已捉襟见肘的企业因增税破产。

应该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钝化，而日本的消费持续钝化，与其文化结构有着深刻的联系。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指出:日本的集团构成，是一种“纵式社会”，是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是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迭而成的阶层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集团后，要想达到一定的阶层，只有通过自己的顶头上司的青睐与提拔才可能实现，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多数年轻人只能经过“千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磨练，熬成一个老人后，才会有相应的待遇与地位。

与次相对，日本又是一个特别优待老人的社会，比如一个到了退休年龄的部长级国家公务员，可以拿到约1亿日元的退职金，还可以每个月拿到比普通人优厚的退休金，并由于其曾在政府担任要职，可以疏通各种关系，因此一般都可以再就职，再拿一笔不亚于现职时代的非常丰厚的工资，在大企业工作的人的退职金、退休金也非常优厚，再就职率也高，而随着日本平均寿命的不断增长，大量的财富就都集中到了老年人们的手里。

据统计，在日本现存的1500兆日元金融资产中(存款等)，其中60岁以上的人占有60%；50多岁的占有22.4%；50岁以上的人占有的金融资产为82.4%。另一方面，20-30岁的人仅仅为0.3%。

而老人无论从生理学上看还是从社会学上看,都是一个消费不断钝化的族群,一般说,一切人生最大的消费,如住宅、子女养育及教育等，在老人那里都已支付完毕,享受感性消费的欲望和承受能力也与日俱减,加之日本的医疗、养老制度完备，不需要很大的支出，因此产生了消费需求减弱的老人大量储蓄的现象，50代以上的人占有的金融资产为82.4%,也就是说储蓄率为82.4%,这也是消费钝化的一个反证。

与此相对，年轻人虽然有消费的欲望，但是可支配的消费资金过少，一个重要的证明的就是很多年轻人放弃成立家庭 -这一人生最昂贵的消费。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1955年,日本男女的终生不婚率仅在1-2%左右，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2005年男子终生不婚率达15．4%；女子达6．8%。到了2010年，男子上升到15．96%；女子上升到7.25%，而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这也是日本即便提高了消费税也难以增加税收，难以减少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