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元老、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2011年1月2日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79岁。如果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惋惜失去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话，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以及中国国内维权人士也痛惜失去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
司徒华自70年代开始在香港参与社会活动。八十年代中期，曾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当时还是被北京方面看好的香港头面人物之一。但是，八九六四显然改变了他的政治轨迹。一方面，他迅速成为黄雀行动的核心人物，积极参与营救六四镇压之后遭到北京政府通缉追捕的学运领袖；他参与创立的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更是伺候二十余年延续六四记忆、要求平反六四努力的中坚。另一方面，他宣布退出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参与创立香港民主党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他因此失去了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内地的返乡证，但也赢得争取民主自由人士的爱戴与尊重。
薪火相传
流亡海外的前学运领袖王丹目前正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自得知司徒华逝世消息之后，就要求赴香港悼念，但始终无法获得入境许可。王丹并不是通过黄雀行动离开中国的学运领袖，他本人在2007年才与司徒华相识，但对这位长辈充满尊重：
法广：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司徒华先生的？
王丹：2007年才第一次见到他。华叔第一次来美国演讲才第一次见到他。
法广：那您为什么这么执著地要去香港悼念他？
王丹：因为常年以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是联系很多，他对我也很关心。他的坚持和人格对我启发很大。这些年都把他当作精神上的长辈一样看待，还是很有感情的。
法广：在与他的接触中，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丹：就是他的坚持。华叔从个人来讲，也很坚持。比如说，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游泳，从不间断。我觉得一个人能坚持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当然，这也表现在他的工作上，事业上。这一点至少对我教育很大。
法广：也就是说，您对他的尊重并仅仅是因为他在平反六四问题上的执著？
王丹：对。我觉得他就像一个长辈，他的人格养成，他的操守，这些对我们影响都很大。
法广：在与他的交流中，在思想上，他对您的影响多吗？
王丹：很多。他是个疾恶如仇、立场非常鲜明的人，从来不会去和稀泥，去妥协。这种思想风格也是有影响的。
法广：您觉得他留下来的、最值得让后人继续下去的精神是什么？
王丹：我觉得是“薪火相传”这四个字。这是华叔晚年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希望年轻一代能够延续上一代的民主追求。我们现在也步入中年，我们也希望能把这种想法继承下去，不断地培养年轻一代。
法广：到目前为止，您要求去香港哀悼司徒华的努力还是没有得到答复？
王丹：没有。
法广：您提出去香港会遵守原有的“三不原则”。这“三不原则”是什么？
王丹：就是：不见记者，不开新闻发布会，不搞公开活动。这是华叔去世当天，我申请去香港的时候主动提出来的。但香港方面没有任何回应，我只能等待，只能从我个人角度，尽努力。对方要怎样，我完全无从判断，因为他们没有回复。
“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
中国成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冉云飞从未与司徒华见过面。但在他看来，司徒华是世纪交替时段，整个中国伟大的民主自由战士：
冉云飞：我对他的了解是每年，也就是二十一年来维园烛光晚会和他一系列为推进中国大陆民主自由的活动。我从网络上，从书籍上了解不少。对他的为人，对他的坚持，历来的坚韧，对民主自由的信念，还有那种“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我非常非常赞同。我认为司徒华是整个中国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时段伟大的民主自由运动战士。
很多人是有热情的。对于正义，很多人有热情意义上的正义，但是，理性意义上的正义和长期坚韧意义上的正义，很多人都无法坚持。很多人会很悲观，会失望，短时看不到曙光，很多人就会放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司徒华无疑是这个时代可以说最杰出的人物。很多人都是成王败寇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但在司徒华身上很少有这种成王败寇（思想）。他一生很信奉民主自由，功不唐捐。
六四只是他坚持民主自由（努力中）的一个大方向。实际上，不仅是六四，他在大陆的民主自由和对大陆良心犯的声援和支持上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觉得他是自由民主理念的践行者，而且是真正坚韧的、不为一时的挫折和得失而动摇或放弃的人。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