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2月起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境内不断扩大，在境外也陆续发现感染病例。虽然目前大多数感染者都有过境武汉或中国的经历，临近的香港已经出现社区感染病例，台湾目前尚无此类案例，但高度警惕。但连日来两岸也围绕疫情咨询沟通、台湾是否应当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争论不休。台湾是否如北京所言，可以及时获得疫情咨询，而不需要参加世卫组织专家会议？台湾参加世卫组织会议与否有何重要？是否是两岸政府借疫情之际展开的政治争辩？我们电话采访了台湾病毒专家、在2003年萨斯疫情时担任台湾疾病管制局局长、现在是南台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的苏益仁先生。
武汉防疫难点： 三大因素同时发生
法广：您为什么说这次的疫情格局已经超过萨斯呢？是因为它的感染性比萨斯更强么？
苏益仁： “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是武汉每天增加两千到三千多例（确诊病例），这代表病毒的传播速度比萨斯严重。这样的疫情发展，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比当年的萨斯疫情多。而这还只是经过了两个月而已，而萨斯疫情长达六七个月。当然，防疫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办法执行萨斯时的防疫措施， 因为萨斯疫情时，只要病人发烧的当天就将他隔离，他就不会传染给其他人。但是，现在武汉冠状病毒肺炎可能在发烧当天或发烧前，就传染给接触者，就是说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他就已经可以带有感染性，而萨斯病人在发烧两天后才会感染他人，只要隔离发烧病人就可以控制疫情。现在的情形有点像流行性感冒，就是在发烧前的潜伏期就可以传染人，这一点几乎可以确定。但如果是这样，防疫就非常困难。这是让我们一直比较担心的地方。”
“武汉冠状肺炎有三个因素同时发生，一是现在是流感季节 ，有大量的发烧病人；第二是春运、春节，人口大量流动，第三当然就是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工作最怕的三个因素这次全部发生在武汉。这对于武汉的防疫来说，我想是最难的。我相信，目前武汉医疗系统，医院部门照顾病人的能力和检验的能力，都已经崩溃掉了。现在公布的很多数字，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有代表性。每天有三千多人确诊肺炎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筛检了几万人。医院怎么可能有能量容纳几万人？怎么可能每天检验好几万人？这是相当困难的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所以到底感染者有多少、确诊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等，那些数字其实只能‘仅供参考’。”
武汉冠状肺炎已经进入第三波感染
法广：据您的观察，这次疫情为什么这么集中的发生在武汉？
苏益仁：“不是疫情集中发生在武汉，而是疫情原来在这里发生，在华南海鲜市场。我们是希望在第一阶段能够尽快执行隔离，避免疫情向外传播。这一点，武汉没有做好。所有传染病一定有一个首发地，马上控制好，就控制住了。没控制好，就会有第二波，第三波，就传播出去。我想，现在武汉冠状肺炎已经进入第三波感染。第三波感染就是人数增加，会有大量的社区感染病例。现在中国除了武汉外，温州，广州，杭州等这些地方都已经发生社区感染。这是最让人害怕之处。这时候疫情就比较难控制。”
法广：换句话说，现在疫情传播如此之广，实际上是在最初的第一时间，没有实行有效的控制。
苏益仁： “对。”
法广：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几天说，可能是在2月4日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防疫窗口，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否则就晚了。但事实上是不是现在已经晚了？
苏益仁：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武汉冠状病毒是全球公卫紧急事件。全球六十几个国家都启动了边境管制和旅游禁令，这当然有助于阻止中国疫情的境外传播。至于中国境内，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座城市处于半封城状态。我认为，现在是流感期，发烧病人很多 ，会与冠状肺炎病人混杂在一起，防疫的压力和医院的负担都会增加。这种情形在二月底或三月初流感季节结束后，有可能改善。加上中国自身是专制体制 ，这种体制的效率下，疫情经过一段时间是可以控制住的。我蛮有信心他们会控制住疫情。所以，只要能够守住在中国境外的传播，大概就不会有 第二波，就是在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出现严重疫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未来一两个月能不能守住是最重要的防疫挑战。”
缺席世卫组织曾造成台湾和平医院萨斯疫情
法广： 台湾在这次疫情中一直没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会议。台湾参加这样的会议的重要性何在？只是政治意义吗？从具体的防疫角度来看，意义是什么呢？
苏益仁： “是这样。世界卫生组织每次遇到这样的疫情，都会召集全球感染症的防疫专家，分析当次疫情，从病毒传染性，到临床症状和治疗、防疫管控等等， 都有一套非常专业的知识交流。所以这些会议非常重要。台湾如果不能参加世卫组织这些专家会议，很多的资讯掌握就不足。萨斯期间，（2003年）4月初的时候，台湾当时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会议已经开始改变萨斯的定义，结果造成当时台湾和平医院疫情。当时，台湾第一个萨斯病人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去过香港，虽然实验室已经检查出阳性，但台湾还是按照世卫组织此前通报的还没有改正的定义，没有定义为萨斯。其实世卫组织的专家们已经在讨论，但台湾还不知道，所以就没有把第一例曹姓妇人当成萨斯来管理和隔离……这是非常大的一次事件。它表明在资讯不足的时候，早期的防疫措施和管控都没有办法做好。”
法广：北京方面这些天不断重申，在疫情爆发后，一直与台湾有资讯交流。外交部发言人还提到曾邀请港台专家，到内地参加会议，是这样吗？
苏益仁： “是。在第一阶段， 12月底1月初，我自己就提议台湾的人员一定要去武汉去实际了解。防疫工作现场的实地了解非常重要。还不错，大概几天以后，台湾就和香港和澳门的专家一起在武汉去了一两天的时间。但那个时候所知消息非常有限，资讯很少，比如会不会人传人？死亡率有多少？传递方式是怎样？什么时候开始人传人？还有实验室数据、临床试剂等部分的资讯都相当有限。两个防疫医师回来后，我们隔天就开会，但他们对相关细节知道得很少。我刚才提到他们（北京当局）每天通报三千多人确诊，但他们用什么做诊断、病人怎么安置等，这些资讯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了解数字背后所 代表的意义。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报出来的资料，但到底有没有群居感染、有没有腹泻症状、到底有多少病人有拉肚子的情况等，这些资料对防疫工作都非常重要。我听说参加世卫组织会议的一个美国专家这两天到武汉或中国其它城市去了。这样的实地参访，得到的是第一手资料。我们目前得到的资料都不是很透明，不很确切，也不很直接。”
北京官僚体系制度致无法反映疫区实情是防疫大忌
法广： 从您的介绍来看，实际上在一月初，北京方面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比较严重的疫情，所以才会邀请港台专家去武汉讨论……
苏益仁： “我想是这样， 萨斯疫情之后提出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开放，了解疫情；我们是根据这个条例，利用两岸设立的平台，提出去武汉参访。我想，在第一时间，恐怕他们在那个时候对整个疫情未来的发展，老实讲，是有点疏忽了。有点疏忽。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疫情会发展到这么大。防疫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型病毒或疫情其实都有不可预测性，很难预测以后会如何发展。就这一点来说，我是觉得这次武汉冠状病毒疫情中，（中方）还是依照三级三层：武汉市报告到湖北省、湖北省再报告到北京……这样的过程会延缓或隐匿疫情。我觉得，北京的官僚体系制度，和防疫队非常重要的及时资讯需要之间有落差，没有办法反映真正在武汉的情形。这在防疫领域是一个大忌！所以，在台湾，在疾病管制署，您可以看到我们每天都向媒体公开所有数据。这对防疫工作非常重要。而北京三级三层（汇报）还有他们的专制体制对防疫是最不利的。”
法广：现在我们对病毒的了解虽然比刚开始时候多了，但还是有很多未知数。台湾在这方面研究是否有进展？
苏益仁： “台湾现在也有些病人，从这些病人检体提取培养出病毒株。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动物实验，或者药物的发展、疫苗开发。这一点在第一时间也是蛮重要的。在这点上，其实中国这次表现得蛮好，大概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鉴定出病毒，已经有十几个病毒株培养出来。他们在科学上，在高科技方面的成绩是肯定的。病毒定序他们也很快公告出来，让全世界可以依照这个病毒基因，定序基因，去合成病毒也好，开发诊断试剂也好，甚至开发疫苗、开发药物。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武汉冠状肺炎以后会不会像流感一样每年都来。如果是这样，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准备一些药物、疫苗，开发诊断试剂等。在防疫之外，必须在高科技或学术医疗方面去准备，看未来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更长久的疫情。”
P4实验室应当如核子弹公约一样有全球管制
法广： 围绕疫情流传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这种病毒不是自然生成，可能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一种合成病毒。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何看法？
苏益仁： “大概每一次疫情发生，都会有这样的说法出现，并不只是这次武汉冠状病毒。萨斯病毒、H1N1、埃博拉病毒等等都有过这样的讲法。我想，没有这样的证据可以肯定“是”或“不是” 。但台湾对这样的生物危害的管制非常严格。比如第一级，第二级的实验室，一般的医院都可以有实验，但是到第三级病毒的管制或者像武汉冠状病毒、萨斯病毒的研究一定要非常透明：哪些实验室、哪些人……这些都要有管制。我不太清楚……像中国那样的体制，大家一直在关心是否有些生物战剂的准备。如果有P4这样最高等级的实验室，所有病毒几乎都是生物战剂的微生物或病毒，所以，这类实验室其实应该像核子弹公约一样，有一种全球管制。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国际公约。但应该有这样的规范。比如对P4实验室，哪些国家要哪些规格、可以做哪些病毒实验等，都要非常透明才行。”
台湾12月31日起就对疫情有所警觉
关于疫情咨讯，现任台湾医管署副署长庄人祥先生告诉本台，台湾疾管部门在去年12月31日就已经有所警觉，因此向对岸提出要求，去实地了解情况，并开始对武汉直航班机启动登机检疫。此后两岸虽然有一定的资讯沟通，但台湾方面提问，对方才会回答，所给信息通常只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声明，并没有进一步资料，也没有来自对岸的主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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